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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正教會中華諸聖會翻譯委員會翻譯並審核通過

羅馬天主教關於教條發展的學說

鑒於天主教徒相信的和子、教宗權力至高無上及永無謬誤、聖母始胎無染原罪說等等學說在基督教存續的第一個世紀裡是聞所未聞的,為了證實上述學說,西方教會獨創了一套理論,即所謂的「教條發展說」或者是「教義發展理論」,此理論稱上述學說起初「尚處萌芽狀態」,隨後通過信徒的思索逐漸得到完善,並最終演變為他們現在的模樣。看看梵蒂岡將來還會弄出什麼新教義的花樣來,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情麼?

關於教宗權威的教義影響了整個天主教關於教會的教義。首先,這個錯誤的教義降低了主教們的重要性、削弱了普世教會及其他教會的大公會議的重大意義。信奉這樣教條的天主教教會並不是一個充滿愛和信仰的有機組織,而愛和信仰正是被我們正教所稱「公教(sobornost)」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教會之外的其他更高權力機關亦是如此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根據神父亞歷山大·阿爾坎尼諾夫的思想,「在天主教教義內,教會神秘地被建立,信徒最初的體驗是這更像一個組織而不是一個有機整體。這不過是一個以教宗作為帝王的組織。」[23]

阿萊克西·科米亞科夫提醒道,在西方基督徒的意識中,「權力是外部的力量」而且「在宗教生活中無法獲知宗教真理的知識」。教會權威將真理定義為人類理性的特質,是救贖「必不可少的」「有利的」手段。然而,科米亞科夫寫道:「教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就像上帝不是一個權威,基督也不是一個權威一樣,因為權威是外部的事物。我說他們不是權威,但卻是真理,同時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內心的生活;因為上帝、基督和教會以一種真實的生命力活在他的生命中,比心臟在胸膛跳動更為真實,比血液在血管中流淌更為真實;因為他自己過著充滿愛和團結的生活,也就是說,過著教會的生活[24]」。

羅馬天主教會強大的組織吸引了很多人,甚至是正教徒,正教會管轄權上的混亂困擾著他們。關於此事,亞歷山大·阿爾坎尼諾夫神父說得很精妙:「當然,在正教會內我們有很多『混亂』,這些對於天主教來說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在教宗(主教之上的首領)手中權力高度集中化,幾乎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混亂。」

「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在古代教會中也有同樣的『混亂。解決這樣的『混亂』並不是通過向羅馬教宗歸順和屈從,而是通過內部的努力來克服。而且這種對於權力的服從經常是表面上的屈服,並不表示其內部的團結。必須提出一點,許多天主教徒甚至是天主教神學家經常內心並不接受這種在形式上對於教會的服從。」[25]

上述亞歷山大·阿爾坎尼諾夫神父的最後一個觀點發表於二十世紀,這個觀點在我們這個時代得到了印證。每天都能聽到關於天主教徒反對某個教會學說的報道。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1965)不久以後,有人意圖引入普世原理(sobornost)的某些學說,教會內就出現大規模的批判。首席司祭約安·梅耶多夫教授認為這一舉動將西方基督教會推向了危機:

「強化羅馬教會權力的運動從中世紀早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教宗庇烏斯12世為止,直至被約安23世和他的大公會議給顛覆……天主教的知識階層,不太不習慣於自由,開始被各種不同的現代主義所吸引,同時懷疑論和簡單的反抗開始統領他們的思想。……」

「……關於『權威』的問題繼續成為了西方基督教最明顯的瑕疵。在西方,他們忘記了在古代教會中顯而易見的事實(同樣對於現代正教來說也是):不是權威把教會締造為教會,而是聖靈對其發生作用,正如聖靈對基督的身體發生作用,使得基督可以真正在聖事中臨在人類之中。權力——主教、大公會議、聖經、傳統——只是其降臨的表現而已」[26]

歷史上,以教宗作為其首領的天主教階層,平信徒和神職人員之間的界限太明顯了。神職人員把自己的地位提升的比普通人高得多,並且濫用其職壓迫他們。在教會內人為地造成了教人者和被教者的隔閡,而在禮儀生活中,卻貶低了一般教眾參與祈禱的重要性。


[23] 《對神父A.阿爾坎尼諾夫司祭的註釋》,YMCA 印,巴黎,1962年,150頁(俄語)

[24] 《一個正教基督徒對於西方教會信仰的幾點看法》

[25] 《對神父A.阿爾坎尼諾夫司祭的註釋》150頁

[26] 《正教於當代社會》集中的《在教會中有永恆的權威麼》,紐約,1981年,66-67頁[俄語]

《正教與異端》 聖事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