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天主教徒相信的和子、教宗权力至高无上及永无谬误、圣母始胎无染原罪说等等学说在基督教存续的第一个世纪里是闻所未闻的，为了证实上述学说，西方教会独创了一套理论，即所谓的“教条发展说”或者是“教义发展理论”，此理论称上述学说起初“尚处萌芽状态”，随后通过信徒的思索逐渐得到完善，并最终演变为他们现在的模样。看看梵蒂冈将来还会弄出什么新教义的花样来，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情么？
关于教宗权威的教义影响了整个天主教关于教会的教义。首先，这个错误的教义降低了主教们的重要性、削弱了普世教会及其他教会的大公会议的重大意义。信奉这样教条的天主教教会并不是一个充满爱和信仰的有机组织，而爱和信仰正是被我们正教所称“公教（sobornost）”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会之外的其他更高权力机关亦是如此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神父亚历山大·阿尔坎尼诺夫的思想，“在天主教教义内，教会神秘地被建立，信徒最初的体验是这更像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不过是一个以教宗作为帝王的组织。”[23]
阿莱克西·科米亚科夫提醒道，在西方基督徒的意识中，“权力是外部的力量”而且“在宗教生活中无法获知宗教真理的知识”。教会权威将真理定义为人类理性的特质，是救赎“必不可少的”“有利的”手段。然而，科米亚科夫写道：“教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就像上帝不是一个权威，基督也不是一个权威一样，因为权威是外部的事物。我说他们不是权威，但却是真理，同时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内心的生活；因为上帝、基督和教会以一种真实的生命力活在他的生命中，比心脏在胸膛跳动更为真实，比血液在血管中流淌更为真实；因为他自己过着充满爱和团结的生活，也就是说，过着教会的生活[24]”。
罗马天主教会强大的组织吸引了很多人，甚至是正教徒，正教会管辖权上的混乱困扰着他们。关于此事，亚历山大·阿尔坎尼诺夫神父说得很精妙：“当然，在正教会内我们有很多‘混乱’，这些对于天主教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教宗（主教之上的首领）手中权力高度集中化，几乎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混乱。”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古代教会中也有同样的‘混乱。解决这样的‘混乱’并不是通过向罗马教宗归顺和屈从，而是通过内部的努力来克服。而且这种对于权力的服从经常是表面上的屈服，并不表示其内部的团结。必须提出一点，许多天主教徒甚至是天主教神学家经常内心并不接受这种在形式上对于教会的服从。”[25]
上述亚历山大·阿尔坎尼诺夫神父的最后一个观点发表于二十世纪，这个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印证。每天都能听到关于天主教徒反对某个教会学说的报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5）不久以后，有人意图引入普世原理（sobornost）的某些学说，教会内就出现大规模的批判。首席司祭约安·梅耶多夫教授认为这一举动将西方基督教会推向了危机：
“强化罗马教会权力的运动从中世纪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教宗庇乌斯12世为止，直至被约安23世和他的大公会议给颠覆……天主教的知识阶层，不太不习惯于自由，开始被各种不同的现代主义所吸引，同时怀疑论和简单的反抗开始统领他们的思想。……”
“……关于‘权威’的问题继续成为了西方基督教最明显的瑕疵。在西方，他们忘记了在古代教会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对于现代正教来说也是）：不是权威把教会缔造为教会，而是圣灵对其发生作用，正如圣灵对基督的身体发生作用，使得基督可以真正在圣事中临在人类之中。权力——主教、大公会议、圣经、传统——只是其降临的表现而已”[26]。
历史上，以教宗作为其首领的天主教阶层，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界限太明显了。神职人员把自己的地位提升的比普通人高得多，并且滥用其职压迫他们。在教会内人为地造成了教人者和被教者的隔阂，而在礼仪生活中，却贬低了一般教众参与祈祷的重要性。
[23] 《对神父A.阿尔坎尼诺夫司祭的注释》，YMCA 印，巴黎，1962年，150页（俄语）
[24] 《一个正教基督徒对于西方教会信仰的几点看法》
[25] 《对神父A.阿尔坎尼诺夫司祭的注释》150页
[26] 《正教于当代社会》集中的《在教会中有永恒的权威么》，纽约，1981年，66-67页[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