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湖与尼布楚》（载《万象》2011年3月号）完稿后，辗转联系上了文中提到的《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的作者狄奥尼西?坡兹德尼亚耶夫神父。神父在该书《后记》里言之凿凿，说在北京古钟博物馆里看到过两口俄罗斯铜钟；而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到去年年底展出的只有一口，工作人员也确认只有那一口。我对此事一直没有把握，故此番专门向神父咨询。神父答复说，应该还是两口，因为他记得有一口钟的英文标签上写的是 “芬兰钟”，尽管钟上的铭文是俄文。我请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庾华女士帮忙查找，她答复说，馆里确实有一口“芬兰教堂钟”。照片传过来，看到上面的铭文果如神父所言，是俄文的。神父解释说，出此误会，大概是因为铸造那口铜钟的工厂叫“芬兰工厂”；不过既然铭文是俄文，这口钟怎么会被确认为“芬兰”钟，他就说不好了。
一位来自圣彼得堡、多年研究俄国历史的朋友列娜•帕甫洛娃，推荐了介绍俄国铜钟铸造厂的两个网页。我从中得知，“芬兰工厂”创办于1774 年，几度易主、易名。1860年，厂主的寡妻把它传给了自家一个姓“芬兰”的女婿，“芬兰工厂”由此得名。不过这位女婿的姓，其实应该译为“芬兰斯基”（Финлянский）；它的发音，只有前一部分像地名“芬兰”（Финлян），但与 “芬兰”的形容词（финский）还是不同的，因此作为厂名，也要译为“芬兰斯基”才准确。“芬兰斯基工厂”在莫斯科，从1893年起成为全俄生产规模最大的铜钟铸造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教堂里一口重达4000普特（约65吨）的铜钟，就是它的产品。
列娜还帮我确认，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收藏的那口“俄罗斯铜钟”，是俄罗斯古城亚罗斯拉夫尔“奥洛维扬尼科夫父子工厂”制造的。从她推荐的网页上获知，这家工厂也创建于十八世纪，该厂产品1896年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俄罗斯最长河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城市，高尔基的故乡）全俄博览会上获国家奖，从此他们制造的铜钟都要铸上象征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图案。再次核对了去年委托老同学从大钟寺拍来的照片，发现那口铜钟上就有双头鹰，由此断定，这口钟是1896年之后铸造的。至于它到底哪一年由谁订货，运到中国后曾落户哪座教堂，是否出自北馆或青年湖，目前都无法确定。
文章发表后，居住在波士顿的“正教会中华诸圣会”主席陈逸龙先生，给我转来他去年5月应邀参观位于北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内圣母安息堂时拍摄的一组照片。有张照片上有一块石碑，上面记录了当年葬于北馆传教团墓地的死者。其中的一位，我写《青年湖与尼布楚》时还不知道，他就是哈尔滨原中东铁路总办德米特里•霍尔瓦特中将（1859-1937）。霍尔瓦特是工程师出身， 1902年开始担任由俄罗斯人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中东铁路（亦称“东清铁路”）首任总办，即管理局局长，在当年哈尔滨的俄罗斯居民中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驻中东铁路专员；同年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与哈尔滨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社会活动，持保皇立场，成为流亡我国东北白俄侨民的政治领袖。二十年代初，霍尔瓦特被迫离开哈尔滨，移居北京，住进东交民巷奥地利旧公使馆，直到三十年代，在俄侨政治生活中仍十分活跃。1937年，他病故于北京德国人医院，破例葬入北馆传教堂墓地，成为那里唯一一位没有教职、教名的死者。
如果北馆东正教传教团属地内的坟冢1957年都迁到了青年湖东正教公墓，那么霍尔瓦特应当也不例外。1966年发生在青年湖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
陈先生另外指出，《青年湖与尼布楚》第8页插图上的建筑，不是北馆的圣母安息堂，而是致命堂，于1955年拆除。特此更正。
文章发表后，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国东正教建筑的刘阳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博文里，提到1957年之后担任东正教北京教区主教的姚福安病故于1962年，也葬在了青年湖东正教公墓。刘先生还从对东正教教友的采访中得知，姚主教的棺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掘出“批斗”。此事应发生在1966年8月。
有关安定门外那片东正教公墓的初建时间，1887年出版于俄国喀山的《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阎国栋、肖玉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里有零星记载，但多属传闻。另外根据刘阳先生提示，经国家图书馆陈蕊女士帮忙，从馆藏目录里查到东正教公墓墓碑的八块拓片，其中最早的一块碑立于清康熙57年，即1718年，上面刻有古斯拉夫文、满文及汉文，另有额卷草纹及十字架图案。这块碑的馆藏附注为：“此碑于1900年被毁”，即毁于义和团之手。这块碑有一重刻本，上面刻有俄、汉碑文及禽兽花卉图案，满文已删去。这块墓碑的墓主就是俄罗斯驻华第一届传教团的修士大司祭咧喇思机，现译列扎伊斯基。拓片中最晚的一块碑立于1873年，碑文除俄文外，还有汉文“义修成果遗爱在人”。据此可以推测，十八世纪初，东正教徒即已开始在安定门外那片荒地埋葬死者；至于公墓何年建立，仍是一段公案。
2011年4-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