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青年湖的缘起是九月初高中同窗的一次聚会。那天在饭桌上，几位老同学聊起他们小时候学农，说青年湖公园里有片果园，学农时到那里去浇水、拔草，偶尔有人顺带偷苹果；还说那个果园本来是片墓地，叫“俄罗斯墓”，好像埋过一个什么军官；还说果园旁边有个教堂，果园四周有堵围墙。我从没听说过青年湖，但对与在京俄罗斯人相关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决定走一趟。
老同学热心，从乘车路线、公园电话、墓地方位，到网上相关博克，都一一指点介绍。事先打电话去询问，接电话的女孩子说：“怕是三、四十年代的事儿了吧，反正现在没有。”我想我的同学还不至于那么老，她十有八九是弄错了。从鼓楼下地铁，沿京城里清静得少见的中轴路北行至安德里北街，再向东折，走进青年湖公园的西北门。买门票时顺便打听，“俄罗斯墓”在什么地方。卖票的是个中年人，说：“嗯，好像听说过，不过我也说不上来，您就沿着山坡上的小道往东走，也就是一百来米，要是有，应该就能看到。”坡上有树有亭，一百来米的曲径走完，已经到了坡南侧。左手是个工地，右前方远远看到一片游乐场，右手是一条修了水泥河道的蜿蜒小河，河岸上有人垂钓。找了几位路过的老人打听，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见过，但不记得在哪儿，只有一个老太太指着河西岸上一排南北向土黄色的两层楼房说：“就这儿，早没了。”走近那排房子，看到门口挂着两块招牌：“青年湖高尔夫练习场”、“JBROTHERS高尔夫教练基地”。走进前厅，问柜台后面年轻的女服务员，是否听说过这附近曾有一片墓地，她一脸茫然；再问这球场是什么时候开的，她说大概有十年了吧；又问能不能进去看看，她说没问题，往左走再往右拐就到了。
眼前的球场应该就是常规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地大小，分上下两层，每层可供十几个人同时开球，三面拦着高高的铁网。再出到球场外面，见球场北侧铁网边的坡下就是那条由南而北折向西的小河，南侧只有一条长了荒草早已不能通行的小路，横拉着几条交错的电线，紧挨着小路就是青年湖。后来在游乐场里，坐在一个老太太旁边，跟她攀谈，听她说：“早二年我们搬来的时候，那墓地还在，这会儿没了。”问她墓地有多大，她答：“说不好。”再问墓是什么时候平掉的，她说：“有二年了。”我明白过来，她那个“早二年”，早了去了。
我还不甘心，冒昧打搅几个在湖岸上搓麻将的老太太，其中一个快言快语的，指着球场方向说：“就那儿，没了，早没了！”没了，现在我知道确实没了，但原来那墓地是什么样子的？埋了些什么人？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平的？为什么平了？老同学事后转来的一篇博文里说，文革中这片墓地被红卫兵砸过毁过。那教堂呢？他们小时候见过的围墙内果园旁的那座教堂怎么也没了？看公园门口的介绍，得知这里原为一片积水坑洼，后因区政府、团委发动全区团员青年义务劳动，拓挖成湖而得名。没有只字提到那片墓地，甚至连积水坑洼是哪一年被拓挖成湖都没说。出公园北门的时候，又问售票处的人。他们坦言：“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
把青年湖访古探幽的结果跟几位老同学汇报了。一位同学问：“墓地没了，难道也没留下什么官方文献？”那时我正好要出趟门，走之前想起高中班主任老师在区里当父母官，就托一位老同学先帮忙打听，又托另一位老同学帮忙查阅地方志。等我回到北京，邮箱里收到同学找到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小萌的文章《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其中提到青年湖公园的那处“俄国墓地”，提到那里的教堂于1987年因城市建设被拆除，墓地此前早已被夷为平地。另一位同学则获知：青年湖公园管理处保存着一些有关墓地的文字资料和照片。
图2：雅克萨要塞
图1：地图上的尼布楚和雅克萨
从十几年前开始收集整理二十世纪在华俄国侨民的文学遗产，我陆续接触到在京俄罗斯人的一些史料，但从未想过墓地的问题。“俄罗斯墓”、“俄国墓地”这些模糊概念，还不足以使我明了安定门外的那片墓地与东直门内当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所在地北馆之间的关系，倒让我想起一篇旧文。写那篇文章时，正在给一个研究俄国史的教授做助手，每天应对的都是十七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官方文献，特别是形形色色物品的价格。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纂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1972）一书中，看到一些与《尼布楚条约》相关的未闻资料；文章随手写了，但一直没有发表。曾经是遥远欧洲内陆小国的俄罗斯经过不屈不挠的扩张，终于与东亚古老的中国接壤。几个世纪的恩怨，史家早有记载；三百年间官方、民间的交往，都避不开尼布楚这个地名（图1）；十七世纪八十年代黑龙江北岸雅克萨（俄国人称阿尔巴津）（图1、图2）中俄冲突之后被俘的百余名哥萨克南下北京，形成了延续至二十世纪的京城阿尔巴津人。1689年，在几番摩擦甚至武装对峙之后，中俄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那年夏天，清廷使团一行七人到达尼布楚，即今俄国境内阿穆尔河（黑龙江）支流石勒喀河北岸的涅尔琴斯克，与俄国政府特使费得尔•戈洛文等举行会谈，最终于9月7日（俄历8月28日）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为基础，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部分边界。
记得当年历史课上听老师讲，《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署的官方条约，也是第一个平等条约。让我惊讶以致勾起我写文章兴趣的，并不是条约的条款细节，而是下面的一段插曲。《尼布楚条约》签署两天之后，中方谈判代表在启程回京前夕，收到来自俄国特使戈洛文的赠礼。中方首席代表是清廷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代表团成员中还有都统佟国纲，以及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温达和护军统领马喇。他们分别收到的礼物清单如下：
索额图：一只军用大座钟，价值70卢布；一只最大号望远镜，价值25卢布；一只带德国镀金杯盖的大号高脚杯，重2.5俄磅（1俄磅 = 409.51克）；一张银鼠皮，价值40卢布。
佟国纲：一只威尼斯产带水晶玻璃蒙的怀表，价值50卢布；一只带镀金杯盖的银杯，重2俄磅；一只望远镜，价值4卢布。
郎谈：一只土耳其怀表，价值50卢布；五整张猞猁皮，价值15卢布。
班达尔善：一只怀表，价值35卢布；五对貂皮，价值40卢布。
萨布素：一面镶框大镜子，价值12卢布；五整张猞猁皮，价值15卢布。
温达：一只怀表，价值30卢布；三对貂皮，价值15卢布。
马喇：五对貂皮，价值40卢布。
仅以貂皮的中位售价来看，在当时的莫斯科，一张貂皮仅1卢布，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彼得大帝的父亲）收购一张貂皮仅付1.71卢布，作为礼物的貂皮也只有1.75卢布一张。中方谈判代表收到的貂皮，价值远在中位价以上，可见质量非常之好。当时粗算了一下，俄国特使的这批赠礼，总价值大约500卢布。因为那时满脑子的物价，自然就想到这个数字是什么分量。按照尼布楚当时当地的价格，1普特（合16.38公斤）燕麦售价50戈比（1卢布 = 100戈比）；1普特牛肉售价70戈比，都高于同类产品在俄国本土的价格。在俄国本土，按中位售价计，1桶（合12.3公升）啤酒8.5戈比，1桶伏特加酒54戈比；1 俄石（合209.91公升）大麦46.2戈比；1俄磅大米6戈比；1普特牛肉20戈比；1普特猪肉76.2戈比。同样按照中位数计，一个俄国手工业者，如铁匠、石匠、木匠、裁缝等，日工资只有3-6戈比，修道院里的下级神职人员年薪不到4卢布，就连一个省长的年薪也不过94卢布[见理查德• 黑利：《俄国经济与物质文化（1600-1725）》（1999）]。换句话说，把中方七位代表收到的赠礼折合成卢布，按手工业者挣钱养家计，在当时的俄国可供一百多普通百姓生活一整年。虽然没有文字凭据，但可以推断，俄国政府从谈判桌上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尽管中国人很可能在谈判桌上吃了些亏，但有了《尼布楚条约》，中俄边境维持了二百多年的和平，阿尔巴津人的故事也得以在北京延续。落脚北京之后，他们被编入镶黄旗的俄罗斯佐领，虽然世代与中国人通婚，但始终保持着东正教信仰，并在驻地东直门内一带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从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国共向中国派驻了二十届东正教传教团，驻地也在东直门内，即北馆。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传教团一直维系着俄国十月革命后逃离故土、蛰居中国古都的为数不多的白俄侨民以及阿尔巴津人后裔。尽管他们住在东直门城门之内，而且依照西方传统，本不忌讳把墓地建在居所附近，比如早年哈尔滨俄国人的公墓——老墓地、新墓地——都在城里，但一来阿尔巴津人二百年间已经逐步满化、汉化，包括采用了汉姓，二来长期驻京的俄罗斯传教团不可能不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因此把东正教徒的公墓建在离东直门不算远的安定门外，一块相当荒凉又紧傍积水坑洼的地方，也就顺理成章了。
图4： 被义和团杀害的222个中国籍东正教徒
图3：北馆传教团驻地1900年 被义和团捣毁之前（1850年）
遗憾的是，这片公墓始建于何年，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确知，到十九世纪末，它已经有了相当规模；1897年，这里还修建了一处祈祷室，它的存在也广为人知。根据我后来看到的文字资料，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除了洋人被杀，洋教堂被烧，安定门外的这片东正教墓地也未能幸免：那里的墓碑被砸，坟冢被掘，尸骨被抛出棺外。此外，义和团袭击的目标还包括“吃教会饭”的中国籍东正教徒和一些阿尔巴津人后裔。1900年6月10日至11日，义和团袭击北馆，烧毁传教团的教堂、图书馆、档案室和圣器收藏室（图3）；包括阿尔巴津人后裔在内的222名中国东正教徒被杀。他们的遗骨后来入殓六口石棺，于1902年春，葬在战乱后在原址修复的北馆圣母安息教堂，他们也因殉教而被教会追认为烈士（图4）。安定门外的那片公墓则以庚子赔款重修，同时建起了一座小教堂，称“圣谢拉菲姆堂”，墓地四周还修起了围墙（图5）。由于在华外国传教团的活动于1954年被中国政府全面禁止，北馆的地皮及财产随之全数移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1957年初，222名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东正教徒遗骨被迁至安定门外的东正教公墓二度入葬。
图6：北馆圣母安息教堂
这次迁墓之后不久，北馆原址的圣母安息教堂（图6）被拆除，教堂的残垣被用来修建了苏联大使馆的车库。进入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政府为弘扬东正教传统，并满足中国东正教徒的信仰需求，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在京修建东正教堂，但由于东正教不在中国允许传播的五大宗教之列，俄方最终只获准在使馆属地内修建教堂。这样，使用多年的车库搬到了使馆的网球场，新教堂的建设于2008年在原址动工。2009年10月13日，圣母安息教堂香火重燃，但由于它地处使馆之内，中国籍东正教徒仍无法前往礼拜。
而在安定门外，在计划兴建的青年湖公园，拓湖工程于1958年拉开帷幕，东正教公墓的部分坟冢没入水下。1966年下半年，青年湖公园在文革大潮中改名“红色青年公园”。根据青年湖公园管理处档案室保存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1966年9月20日呈送给外交部的《关于东正教公墓被砸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这处“东正教公墓（俗称俄国坟地），四周有围墙，占地约九亩，共埋坟三百一十八座，绝大部分系旧白俄的坟，解放后埋了不少苏联人和白俄的坟，有一中国妇女白傅氏看守。该公墓属北京市殡葬服务公司管理。”在同一份文件里，还记述了义和团暴动六十六年之后在这块墓地上演的惊人相似的一幕：“八月下旬，红卫兵破四旧时，有安定门中学、安德路中学、外馆中学、地坛中学等四校红卫兵进入东正教公墓，将墓碑砸毁，内中一东正教小教堂也被破坏……只有苏使馆商参处等几人的坟碑被推倒未砸坏（但照片已弄掉），其他墓碑均被砸毁，小教堂地板下一棺材被砸开，尸体被拖出。”
图5：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围墙 西北侧，远景为安定门城楼
那么，青年湖畔那三百一十八座坟墓的墓主都是谁呢？1966年11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就公墓被毁问题呈送给外交部的《关于北京苏联东正教公墓的补充情况》（以下简称《补充情况》）称，“由于该公墓无档案，只能向东正教会老神甫李逊一和看坟人白富氏[原文如此]了解”墓地的沿革及墓主情况。据曾在香港东正教会任职的俄罗斯牧师狄奥尼西•坡兹德尼亚耶夫所撰《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记载，李逊一教名尼古拉，早年在传教团所属小学当过传道师及老师，三十年代中期任北平东正教会执事，1936年升为长老，后任大司祭。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的《补充情况》里只列出当时墓碑仍然保留的六个苏侨的名字，包括苏联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一工作人员，两个死于北京的苏籍小孩，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岳母，清华大学一俄籍教师的母亲，以及一名身份不详的苏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9月20日的《请示》里还提到，有一个从哈尔滨转道深圳赴法的苏侨1966年9月13日途经北京，到青年湖东正教公墓为1957年葬在此地的父亲扫墓，但未找到。另外，11月20日的《补充情况》称，“据李逊一说，公墓内小教堂地下埋有两俄籍东正教主教，一名英某，1931年埋；一名西某，1933年埋”。至于其他墓主，文件中只有一些含糊的说法，如，用庚子赔款扩建墓地时，“同时还把60多个八国联军中的帝俄侵略兵埋在这里”；墓地“主要埋东正教会神甫及白俄教徒，也有极少数中国及其他国家教徒，解放后仍埋白俄或苏联人，为数不多”。对李逊一讲的主教和军人，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
《补充情况》里提到的两主教，英某指都主教英诺肯季，西某指大主教西蒙，他们二人曾分别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华第十八、十九两届传教团的主教。他们去世之后，都葬在北馆传教团属地内的教堂地下室里，英诺肯季主教的棺木四周是1900年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中国东正教徒；而病故于上海的西蒙主教的棺木运抵北京后，就葬在了英诺肯季主教身边。《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介绍说，1957年1月，他们与222名中国东正教徒的遗骨一起，被移葬到了安定门外的东正教公墓。按照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请示》中的说法，公墓内教堂地板下一棺材被砸开，尸体被拖出；另外， 稍后的《补充情况》称，拟不保留英、西二主教的棺材。按照东正教的传统，墓穴离教堂越近，死者的灵魂越容易升入天堂，所以葬在教堂内的，最有可能是两位主教。据此可以推断，被红卫兵拖出的尸骨可能就是两位主教中的一位；而到了11月，两位主教的尸骨均不存，只剩下了棺材，所以《补充情况》只建议将两人的棺木“就地深埋”。
有关死亡军人，《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详细介绍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和天津时，俄军损失108人，先葬于临时墓地，后迁葬天津俄租界内的兄弟墓地。另外，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折兵数万，分葬于中国东北的十八处军人公墓。这两处均未提及北京的战事或俄军在京的死亡人数，因此也没有涉及北京的东正教公墓。到目前为止，青年湖公园管理处保存的文件是我所知唯一一处提供埋葬在那里的俄军人数的资料，而且明确说是八国联军中的俄军。虽然缺乏第一手文献，而且青年湖公园管理处的档案依据的只是大司祭李逊一和守墓人白傅氏的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里埋葬过任何八国联军的侵略兵，他们一定是东正教徒，而且应当包括我同学小时候听说过的军官。
青年湖东正教公墓里埋过的东正教会神甫，根据我从在华俄侨文学研究中接触过的资料，还有死于1942年12月的修士大司祭纳法纳伊尔（坡尔什涅夫）。1939-1943年间在北平东正教传教团供职的俄侨诗人别列列申（法名盖尔曼）在回忆大司祭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安定门外的墓地。如此说来，纳法纳伊尔的墓也早已毁于1966年。
《补充情况》里没有提到，而根据其他资料来源可以确认葬于青年湖东正教公墓的，首先是1957年迁葬到此的222个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中国东正教徒。虽然《补充情况》里说公墓内埋了“极少数中国及其他国家教徒”，但这个陈述与实际数字相去甚远，原因之一很可能是那222人的遗骨最初仅被装在六口石棺里，移到安定门外公墓时即使没有被合葬，大概也只占了很小的地盘，所以给不知详情的人印象数字不大。
《补充情况》里遗漏掉的另一批值得记述的死者，是俄国的几个皇亲国戚。十月革命之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及许多皇室成员遭逮捕，被遣送到乌拉尔山东麓。1918年7月18日，一批皇室成员及随从在离叶卡捷琳堡160公里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市被布尔什维克枪决，其中八人的遗骸历经大约两年的周折，转道哈尔滨，于1920年4月16日运抵北京，葬于安定门外的东正教公墓。他们当中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3-1894年在位）的弟媳、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的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莫斯科马尔法-玛丽亚修道院的创始人、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费奥尔多芙娜；莫斯科马尔法-玛丽亚修道院的创始人之一、修女瓦尔瓦拉•雅可夫列娃；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的孙子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三个曾孙约安•康斯坦丁诺维奇，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955-1881年在位）的孙子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帕列伊公爵； 以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的管家、自愿陪同他流放到乌拉尔的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男爵。据《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伊丽莎白•费奥尔多芙娜和瓦尔瓦拉的遗骸后来被送往圣城耶路撒冷安葬，而其他六人的尸身，则在北京又经历了几番风雨。首先，因棺木损坏，1928年，东正教驻华第十八届传教团的英诺肯季主教决定予以重葬。参与此事的有一位沙俄前驻华外交使团的医生和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病理学家。根据前者的回忆，他们亲眼看到，在被打开的棺木里，涂了树香脂的尸体没有腐烂，头部的伤痕还清晰可辨。六位死者重葬后，并没能在安定门外的东正教公墓长眠。1938年，由于日本侵占中国华北，为安全起见，他们的棺木被移葬到北馆传教团属地内。四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政治权力的变换，传教士们一度担心这批尸骨的安全，还曾把它们埋入教堂地下，封以水泥。而1957年，随着传教团财产向苏联大使馆的移交，这批棺木又被迫迁回安定门外的公墓埋葬，直到1966年被红卫兵捣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亡到中国的大批俄侨中有不少人，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的白卫军官兵，参加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那批皇亲国戚首次入土安定门外的东正教公墓后，据说只受到过一次垂顾，扫墓者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一批俄国军人。
图7： 青年湖公园内东正教公墓及教堂被清理之后的图景
为纪念青年湖公园建园五十周年整理的公园《大事记》里，记录了东正教公墓消亡的每一步：
1966年8月下旬[《大事记》记载为9月20日，此处根据1966年9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文件改为8月]，红卫兵破“四旧”时，将位于园中心区（现大岛）的东正教公墓砸毁，市人委决定将墓地交青年湖公园使用，并由青年湖公园负责清理。 1968年年内，东正教公墓清理完毕。清理中拆除了小教堂（圣谢拉菲姆堂）的俄罗斯式屋顶。 1976年1月28日，东正教公墓围墙拆除完毕。 1977年，沿东正教公墓北侧新开河道工程完工。 1987年3月25日，市民委和市宗教处同意东城区园林处使用东正教公墓进行绿化并建设其他设施，同意拆除公墓内的小教堂。（图7）
青年湖公园内的东正教墓地就这样被逐步清理了，但这就是那三百一十八座坟墓的最后归宿了吗？1966-1968年的清理过程没有任何记录，我们只能回到1966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的《请示》和《补充说明》里寻找线索。根据9月20日呈送外交部的《请示》，墓地被毁后，北京市人委采取了以下措施：“为防止苏使馆人员前往该公墓，已由殡葬公司让看坟人白傅氏搬走，将该公墓封闭，不准外国人入内，同时为便于公园建设，决定由殡葬公司将该公墓交红色青年公园使用，其中与苏使馆有关的三座坟和解放后埋葬的苏侨坟墓三座（包括李立三同志的岳母的坟）予以保留，其他坟墓均已砸毁，不再保留，即由红色青年公园负责清理，清理时如发现有解放后埋葬的苏侨坟墓，还可酌情予以保留。今后这里不再允许埋坟。如有死亡的苏侨或白俄，可让埋到东郊七棵树外侨公墓；保留的几座坟墓如有人要求迁往外侨公墓，可予同意。”如果说在这份文件里还保留着些许人道的因素，那么一个半月之后《补充情况》里的“处理意见”，则语气大变：“我们认为在公园中心绝不允许再保留这个公墓，也不应保留个别苏修坟墓，该公墓应全部清除，辟为公园，所以对除了六个拟保留的坟墓外，其余坟墓的墓碑可全部清除，墓地可平整。”对于拟保留的坟墓，北京市人委提出以下两种处理方案：第一，由殡葬公司将墓迁往东郊外侨公墓，不主动通知苏方；第二，在公墓门外贴一通告，以市政建设需要为由，限期一个月内迁坟，如苏方不理，过期即由殡葬公司按无主坟代迁至东郊外侨公墓，费用均由殡葬公司负担。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拟定迁走的六座坟墓中，当时只有李立三的家人仍然去扫墓，其他墓主的亲属均已离开北京，所以文件中特别强调，“李立三爱人过去与苏使馆关系密切，也可不主动通知其迁坟”。
刚看到这一段时，我想，如果李立三岳母的墓真迁到七棵树外侨公墓去了，1966年不通知家人，文革结束之后一定应当通知了，于是想到找李立三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英男教授去核实一下。那天，李英男教授不在家，看望她母亲——曾在北外任教多年的李莎教授——去了。接电话的是李英男教授的儿子。我先说明打电话的意图，提到青年湖东正教公墓，她儿子听上去似乎毫不知情，让我直接往他姥姥家打电话。电话打到李莎教授家时，不巧李英男教授刚出去，接电话的正是老太太。我当时没多考虑，只想，问她老人家岂不是更直接，就提起青年湖，东正教公墓，她母亲的墓地。没想到老太太立刻说：“这件事你还是去问我女儿吧！”后来终于跟李英男教授通上了电话，我又从头说起，说青年湖，东正教公墓，她姥姥的墓地。还没说到七棵树，李英男教授就接过了话茬：“我记得，那个公墓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我还陪从苏联来的表哥去找过，什么都没找到。”我一下懵了：1987年她怎么还去青年湖找？我问：“李老师，不是迁到七棵树去了吗？”她反问：“什么七棵树？”我说：“当时说要把您姥姥的墓迁到七棵树外侨公墓去，难道您不知道？”这次是她懵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 我语塞了。四十四年了，即使当年真的把李莎教授母亲的墓迁到了七棵树，这么多年没人去扫过墓，那墓地该是个怎样的情形？李莎教授一家只知道文革初青年湖公园里的东正教公墓被毁，以为她母亲的墓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么多年哀思无处寄托，心中的伤痛何止是语言所能表达！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李莎教授不愿跟我谈墓地的事，但到后来才知道，她留在苏联的父亲、姐姐、哥哥的墓都已不存，她丈夫李立三的骨灰文革后也没了下落。李英男教授说：“都是历史了，我妈妈也都想开了，她自己就说，这是我的命，我最亲近的人，连一个人的墓也没有留下。”李英男教授还说，她打算去七棵树外侨公墓问问，看她姥姥的墓是不是在那里。我多么希望哪怕是在七棵树的一片荒草之下，还安眠着一个四十四年没被惊动过的灵魂。使我对此燃起一线希望的是李英男教授的一句话：“那年我跟我表哥去青年湖的时候，看到我姥姥墓地周围还有一些别人墓碑的碎片，就我姥姥的墓那块地方，特别干净，什么都没留下。”但愿那块墓碑不是被深埋得不留痕迹，但愿它真的被迁走了，而且还在。
根据最近追寻到的保存在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的档案资料，北京市民政局革命领导小组在1973年8月7日写给市革委会外事组的《关于外人坟墓情况的报告》中，描述了1966年秋“北郊青年湖俄国坟”及七棵树外侨公墓的情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红卫兵以不许帝修痕迹存在为由，将绝大部分墓碑推倒砸毁。当时外交部曾发了通报，并派人和我局一起对外侨公墓进行了清理，本着‘八国联军坟墓应平毁，外国友人坟墓应有条件的保留’的精神，找回国际友人及使馆人员亲属的墓碑71块。此后，我们又将俄国坟内解放后埋葬的五个苏联人坟墓迁往外侨公墓，俄国坟旧址交由青年湖公园使用，现已成果园，不再有公墓的痕迹。”据此，虽然这份文件里说的五座苏侨坟墓比青年湖公园管理处档案里说的六座少了一座，但李莎教授母亲的墓极有可能是迁到七棵树外侨公墓去了。可惜，1971年公墓脱离民政部门，交给市法院做了副食基地，还种了庄稼，不少坟墓被遮盖，扫墓的人无路可行。1975年，北京市民政局革命领导小组又给市革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清理在京外国人坟墓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七棵树外侨公墓尚埋有22个国家的死者78人，90%以上的墓已在文革初期被毁，五个苏侨的墓碑堆放一处，但已找不到坟位。九十年代，根据实地墓穴整理的七棵树外侨公墓的墓主名单上只剩下42人，任何苏侨的名字都不在其中。殡葬管理处保存下来一张没有日期、没有署名的手写字条：“东北区二排三号。由原殡葬公司转来，具体情况不清楚，具说[原文如此]是李立三的家属。”一段冷漠的文字，只录下一个墓穴号码。不过既然这里提到李立三的名字，而其他苏侨的名字并不容易被记住，所以李莎教授母亲的墓迁到了七棵树，应该不再是空穴来风。文革之后，七棵树外侨公墓重归民政部门管理，墓区经过重新划分，连那个“东北区”，连那个“二排三号”，也都不复存在了。
图8：北京大钟寺收藏的俄罗斯铜钟
我继续寻找与青年湖东正教公墓相关的蛛丝马迹。《在华东正教（1900-1997）》一书的《后记》里说，北馆圣母安息教堂和青年湖东正教公墓小教堂里的两口钟，都保存在北京的一座古钟博物馆里。到百度上一查，北京的古钟博物馆只有大钟寺一座，那里保存着各式钟铃四百多件。托老同学跑去找了一趟，发现那里的俄罗斯古钟只有一个。一般俄罗斯铜钟上的铭文只说该钟由何人在何时何地铸造，没有与钟的使用地点相关的信息，这口钟也不例外。博物馆里的展品说明更其简单：“俄罗斯铜钟 通高：52cm 口径：46cm”。（图8）据工作人员查证，馆里有关这口钟的文字记录只有“旧藏”二字，也就是说，它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1985年建馆之前收集到的，但不知它的来历。古都北京，难道你就没有留下青年湖东正教公墓的一点痕迹吗？
痕迹应该是曾经留下的。一位在北京工作过的俄国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末，苏联大使馆曾派人去青年湖东正教公墓旧址寻访，找到几块棺材板，经公园管理处同意，带回了使馆。后来怎样了？朋友说，他也不知道，后来他离任回国了。实际上，很多追寻往事的线索就是这样中断的。
图9：北京青年湖公园平面图
“大众点评网”上对北京青年湖公园有至少十页的点评，不可谓不热烈。大致看了一遍，感觉参与点评的几乎都是年轻一代，说的也大多是他们小时候对公园的印象：那里的露天游泳池、滑梯、碰碰车、小火车；当年在湖边捉虫、扑蜻蜓、看野鸭，在湖上划船；周围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在湖岸上散步、健身；偶尔有人说起新近的高尔夫球场；只有一人含糊提到“坟地”，语气中流露出几分不祥。如果连公园工作人员都难说出个子卯，连坐落在昔日那片墓地之上的高尔夫球场职员都没听说过丝毫，连公园里散步的老人都有很多不再记得，遑论墓地平掉之后才进入面貌一新的青年湖公园享受快乐童年时光的那些孩子。“早二年”的那片公墓就这样从青年湖公园的平面图上抹去了（图9）；源自尼布楚的那段历史就这样在青年湖畔无声无息地画上了句号。我起初通过手机短信把第一次探访青年湖的失败通报几位老同学的时候，有一位在回复中，慨叹商品社会的浮躁吞噬了历史的遗迹。其实，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百年间所见证的，何尝不是从遥远的尼布楚到文革中的“红色青年公园”那一段中俄关系史上道不尽的沧桑。
鸣谢：北京青年湖公园管理处、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毛桂芬、方康、应予、冯鲁民、李为、侯鸿川、秦晓艳、吕辛、张建华、王春梅、修殿友、彭兴业、陈静、庾华、亚•伊•泽连科夫、符•雅•坡尔加科夫。
2010年10月-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