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湖與尼布楚》（載《萬象》2011年3月號）完稿後，輾轉聯繫上了文中提到的《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的作者狄奧尼西?坡茲德尼亞耶夫神父。神父在該書《後記》裡言之鑿鑿，說在北京古鐘博物館裡看到過兩口俄羅斯銅鐘；而大鐘寺古鐘博物館到去年年底展出的只有一口，工作人員也確認只有那一口。我對此事一直沒有把握，故此番專門向神父咨詢。神父答覆說，應該還是兩口，因為他記得有一口鐘的英文標籤上寫的是 「芬蘭鍾」，儘管鍾上的銘文是俄文。我請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的庾華女士幫忙查找，她答覆說，館裡確實有一口「芬蘭教堂鍾」。照片傳過來，看到上面的銘文果如神父所言，是俄文的。神父解釋說，出此誤會，大概是因為鑄造那口銅鐘的工廠叫「芬蘭工廠」；不過既然銘文是俄文，這口鍾怎麼會被確認為「芬蘭」鐘，他就說不好了。
一位來自聖彼得堡、多年研究俄國歷史的朋友列娜•帕甫洛娃，推薦了介紹俄國銅鐘鑄造廠的兩個網頁。我從中得知，「芬蘭工廠」創辦於1774 年，幾度易主、易名。1860年，廠主的寡妻把它傳給了自家一個姓「芬蘭」的女婿，「芬蘭工廠」由此得名。不過這位女婿的姓，其實應該譯為「芬蘭斯基」（Финлянский）；它的發音，只有前一部分像地名「芬蘭」（Финлян），但與 「芬蘭」的形容詞（финский）還是不同的，因此作為廠名，也要譯為「芬蘭斯基」才準確。「芬蘭斯基工廠」在莫斯科，從1893年起成為全俄生產規模最大的銅鐘鑄造廠。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聖母升天教堂裡一口重達4000普特（約65噸）的銅鐘，就是它的產品。
列娜還幫我確認，大鐘寺古鐘博物館裡收藏的那口「俄羅斯銅鐘」，是俄羅斯古城亞羅斯拉夫爾「奧洛維揚尼科夫父子工廠」製造的。從她推薦的網頁上獲知，這家工廠也創建於十八世紀，該廠產品1896年在尼日尼諾夫哥羅德（俄羅斯最長河伏爾加河上的一座城市，高爾基的故鄉）全俄博覽會上獲國家獎，從此他們製造的銅鐘都要鑄上象徵俄羅斯帝國的雙頭鷹圖案。再次核對了去年委託老同學從大鐘寺拍來的照片，發現那口銅鐘上就有雙頭鷹，由此斷定，這口鍾是1896年之後鑄造的。至於它到底哪一年由誰訂貨，運到中國後曾落戶哪座教堂，是否出自北館或青年湖，目前都無法確定。
文章發表後，居住在波士頓的「正教會中華諸聖會」主席陳逸龍先生，給我轉來他去年5月應邀參觀位於北京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內聖母安息堂時拍攝的一組照片。有張照片上有一塊石碑，上面記錄了當年葬於北館傳教團墓地的死者。其中的一位，我寫《青年湖與尼布楚》時還不知道，他就是哈爾濱原中東鐵路總辦德米特裡•霍爾瓦特中將（1859-1937）。霍爾瓦特是工程師出身， 1902年開始擔任由俄羅斯人在中國領土上修建的中東鐵路（亦稱「東清鐵路」）首任總辦，即管理局局長，在當年哈爾濱的俄羅斯居民中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他被任命為臨時政府駐中東鐵路專員；同年十月革命後，他積極參與哈爾濱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社會活動，持保皇立場，成為流亡我國東北白俄僑民的政治領袖。二十年代初，霍爾瓦特被迫離開哈爾濱，移居北京，住進東交民巷奧地利舊公使館，直到三十年代，在俄僑政治生活中仍十分活躍。1937年，他病故於北京德國人醫院，破例葬入北館傳教堂墓地，成為那裡唯一一位沒有教職、教名的死者。
如果北館東正教傳教團屬地內的墳塚1957年都遷到了青年湖東正教公墓，那麼霍爾瓦特應當也不例外。1966年發生在青年湖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
陳先生另外指出，《青年湖與尼布楚》第8頁插圖上的建築，不是北館的聖母安息堂，而是致命堂，於1955年拆除。特此更正。
文章發表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國東正教建築的劉陽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博文裡，提到1957年之後擔任東正教北京教區主教的姚福安病故於1962年，也葬在了青年湖東正教公墓。劉先生還從對東正教教友的採訪中得知，姚主教的棺木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掘出「批鬥」。此事應發生在1966年8月。
有關安定門外那片東正教公墓的初建時間，1887年出版於俄國喀山的《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閻國棟、肖玉秋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裡有零星記載，但多屬傳聞。另外根據劉陽先生提示，經國家圖書館陳蕊女士幫忙，從館藏目錄裡查到東正教公墓墓碑的八塊拓片，其中最早的一塊碑立於清康熙57年，即1718年，上面刻有古斯拉夫文、滿文及漢文，另有額卷草紋及十字架圖案。這塊碑的館藏附註為：「此碑於1900年被毀」，即毀於義和團之手。這塊碑有一重刻本，上面刻有俄、漢碑文及禽獸花卉圖案，滿文已刪去。這塊墓碑的墓主就是俄羅斯駐華第一屆傳教團的修士大司祭咧喇思機，現譯列扎伊斯基。拓片中最晚的一塊碑立於1873年，碑文除俄文外，還有漢文「義修成果遺愛在人」。據此可以推測，十八世紀初，東正教徒即已開始在安定門外那片荒地埋葬死者；至於公墓何年建立，仍是一段公案。
2011年4-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