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看到了，以及似乎如此的， 只不过是场梦中的梦。 ——埃德加·艾伦·坡
在他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尤金很快就认识到理性推理的限度。他在“上帝与人：两者之关系”这一论文中所给出的对“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答案是浅薄而不可信的，也许在他写作这一论文时这些答案也不能使他完全信服。在哲学课上，他读了理性主义者所写的著作，但这些根本没有什么令他感动的地方。休谟的论点也不能使他信服。怀疑论者推翻了理性主义者对理性的信仰，但他们所信赖的却是人更为低级的能力——人的常识。在一篇讨论休谟的哲学的论文里，尤金用了“普通的”这个词来谈论它：“（休谟的）哲学是普通的哲学，充满了普通的气息……为了肯定普通性，他否定了非凡性。那么，人微妙的感受又将如何呢？比如人在艺术、宗教领域，以及在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人的想像力与超越共性的构想的领域中所具有的体验。”
尤金也发现不能从叔本华的哲学中获得些什么。在一篇名为“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与评论”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不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这并非因为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而是因为叔本华向我们讲论时，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对事物本性有正确观点的人，叔本华并没有向我们讲论些什么。”
后来，尤金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在哲学里寻找真理，但却没有找到。我对西方哲学感到厌烦。”即使是尼采（虽然人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哲学是令人感到厌烦的）也仅仅只能在尤金内心点燃起他对社会的反叛火焰。于是不可避免的，尤金又再次进入了宗教的领域。
“为什么人要研究宗教？”尤金在即将结束他尘世的生命时这样问道，“这有很多次要的原因，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渴望得到答案的话，原因只有一个：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与‘真实’会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实’都是迅速变化、会朽坏的，它逝去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给人的灵魂提供什么持久的幸福。在此，我们所寻求的是比它更深刻的‘真实’。每个宗教，只要是真诚的，都试图开辟一条会晤这更深刻之‘真实’的途径。”
1953年11月，尤金大学二年级时，一位有着极大吸引力并且极为博学的英国人访问了波莫纳大学，后来这人成为最受年青一代欢迎的灵修导师，他就是艾伦·华滋。1940年代，华滋曾是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在那时期他已是一位著名的进步神学家，他的著作使人读了之后感到振奋。他写了《看，圣灵》这本书，并因此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这本书中，他宣称：“教会在灵性上已经死了。”因此需要以“一种对古老的智慧传统的内在、属灵而又神秘的理解……以及某种有意识的与‘真实’本身合而为一的经验” 取而代之。对本书的评价是热烈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的作家——诺斯洛——这样评论这本书说：“我认为这本书是宗教界近年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本书，实际上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一流神学著作。它触及到了最根本的问题，它真诚地看待当代新教的弱点，并试图对此加以诊断与治疗。唯有一种方法是有效的治疗方法，那就是用一个包含有基本形上学内容的信理来治疗新教的这一问题。
“比这更进一步的是，作者从东方的宗教那里发现了当代西方宗教所没有的东西。本书进一步指出了如何在传统西方宗教有关基督降生以及救赎的信理与东方直觉宗教（诸如禅佛教）之间加以调和。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一位圣公会的评论家——卡农·伯纳德·伊丁斯·贝尔——这样写道，华滋的这本书“将被证明是二十世纪出版的在宗教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几本书之一”。
但是，1950年，在一片公开的争论声中，他被迫离开神职界，后来他完全脱离了圣公会。一年以后，他在旧金山的新成立的美国亚洲研究所获得了一个教席，1953年，他成为研究所的所长。那时，人们称他为“东方学家”，专门从事禅佛教领域内的研究。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1950年代初期是一个人们在知识及灵性上感到自鸣得意的时代。尽管美国刚刚结束了战后对日本七年的占领期，西方人对禅佛教简直一无所知，在被称为前披头族时代只有少数几个作家与诗人研究禅。潮流仿佛钟摆一样又摆向了另一边，艾伦·华滋是最初几个敏锐地嗅出这一气息并紧随其后的人之一。
约翰在圣公会里认识了华滋，他对波莫纳的出规份子说一定要去听华滋的演讲。他们中有五个人——约翰、德克、阿尔伯特、劳伦斯和尤金——前去听了华滋在波莫纳大学的演讲大厅里所做的演讲。
华滋的演讲令他的青年听众感到惊奇，他告诉这些年青人，他们所学习的西方思想的整个架构根本就是错误的。他说，西方人长久以来习惯于以一种概念化而又间接的方式来看“真实”，西方人总是认识有关“真实”的事物，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真实”本身。只要你一想到某物，你就将它变成一个象征或一种道德规诫，于是你就失落了这一事物的真正意义。思想界以象征与术语来代表真实的事物，而这些与真实本身并非一物。生活的秘诀就在于经验生活而不要去思考什么是生活。这就是禅所教导的一切。禅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事物存在的方式而已。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华滋举起一杯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的水。“禅不是看着这杯水，去说明它。”他说，“而是……”说到这里，他一抬手将水泼在台上。后来尤金回忆道，这实在是“戏剧性的一刻”。
“华滋是个极有演讲天赋的人，”阿尔伯特说。“他的演讲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华滋不但是个谈吐幽默、说话振奋人心、妙趣横生的人，他也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使学生们对那些很少受人重视的圣贤、哲人及作家产生了兴趣。
尤金和他的伙伴离开演讲大厅时，热烈地谈论着华滋的思想如何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惟有尤金一人不仅仅满足于此。在他的探索之旅上，一段全新而又出乎意料的道路开始了，这是一条似乎与令他感到厌烦的一切一刀两断的道路。假如宗教存在的目的就是向寻求者展现真实的话，那么，对他而言，禅直指其核心。1954年5月，尤金在英语课上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禅是直指人心的，他不立文字，没有经典、教条、礼仪，也没有对上帝、灵魂以及天堂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多此一举的，通常这些不但不会帮助人觉悟，反而会在他个人与他的觉悟之间制造障碍。……（禅）可以说是远东文明的精华所在。”
也许，像尤金那样的不信教的青年人，受到禅佛教的吸引是件必然的事，因为禅佛教并不相信或敬拜一个具有位格的上帝，事实上，禅佛教并不要人相信人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外的任何事物。他发现，禅比他拒不接受的新教在理智上更加深刻；它还有一套明确而富挑战性的信仰实践，需要人相当程度的身心修炼（修炼正是他所寻求的），同时也要人在某种程度上弃绝自己；禅还有着可以追溯至比基督新教宗教改革还要早一千年的传承。而且，禅也不同于美国中产阶级“半基督徒”的生活理念；在他的思想里，接受一种异国的、完全不同他自己本国所有的世界观是一种挑战。最后，禅的实践能够使人开悟，令人顿悟实相（真实）。按照佛教的教导，物质的感官世界是虚幻的，是空，没有自性。尤金感到自己对他周围的世界而言是个陌路人，对他而言，由“幻觉”当中醒悟过来无异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金之国”。
禅没有宗教仪式，它的信仰实践显然是集中在理性上，而不是集中于心灵上的。尽管如此，禅的目标是使人达到超越逻辑与理智的基本体验。尤金在另一篇论文中写道：“人并不藉由任何‘方法’获得这种普遍的知识。这种知识也不像推理知识那样一步一步地得出，每次只能获得一部份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一瞬间就直接而全部地呈现于人面前。这是对事物存在状况一种觉悟，一种意识，因此它是不能被‘找到’的，也不能‘获取’它，人只能预备好自己来接受它。”
对尤金而言，死亡是诱人的，他视死亡为摆脱他那隔离的痛苦感受的一种方法。佛教的觉悟不正是一种更具有希望的“死亡”吗？他写道：“涅槃是停止执着，‘熄灭’渴望的火焰。涅槃是一种死亡，一种‘寂灭’——无论是在‘结束’还是在‘成全’的意义上，都寂灭了，由于不再有渴望，于是不再有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