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会从普世教会中分裂的过程如下。
在752年，匝哈里亚教宗给矮子丕平——法兰西众国王中的领导者行了敷油礼，使之成为国王。并且凭此赐福于丕平，准他用武力颠覆和取代合法的法兰西国王。因此，丕平于755年将日耳曼的伦巴底人从被他们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赶走，并交付给了教宗二十二座城市的钥匙，还有拉文纳城的大主教职位，这些先前是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因此，教宗从隶属于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个独立世俗的君主，不依赖于任何势力，且拥有独立的领土和对其领土内拥有绝对权利。
这迅速打压了罗马教廷的士气。禁欲主义和世俗的权力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了教宗道德纯洁性的危险敌人。这不仅需要罗马教宗在身份上，也要其在行为、目的、志向和行动方式上的完全改变。自负、傲慢、图权和渴望统治所有地方上的教会，这些现象教宗以往只是有倾向和偶尔地流露出，而现在教宗则完全地表现出来。
起初，教宗们致力于巩固他们在非洲、西班牙和高卢地区的西方教会的权力，这些地区先前并不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尽管在部份的非洲教会里有一定的抵制，但教宗们还是相对容易地成功控制住了这些教会对于他们的服从：在其从前所辖的省份，罗马在教会中可谓位高权重。
至于由罗马主教的传教士们刚刚建立起的不列颠、德意志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教会里，教宗们更是轻而易举地让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权威之下，这是由于教宗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教内反复灌输其在教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他们在西方教会内使人民顺服他的时候，教宗们同时也采取措施，为了能用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权力，如果在教义上做不到，起码在法制上要做到。正因为这个，在九世纪初，以权威的西班牙神圣导师伊西多尔的名义，在西方教会内编纂了一个教会审判的法令集。由于编者和集子中的内容正如以后证实的那样是伪造的，它有了《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称号。这部集子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五十篇使徒书信和六十条罗马教宗的教令。在六十条教令中，两条部分伪造，而另外五十八条则完全是伪造的。第二部分，在众多的伪造材料中，还捏造了君士坦丁大帝向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尔捐赠罗马城一事。
这部集子到了十六世纪末才首次出版，然后学者们毫不费力地就证明了其文献中的虚假性。现在即便是天主教的学者也无法承认它们的真实性。但是在那时，这部集子是当时西方教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权威基础，因为它不加怀疑地被接受。在整个中古时期都确信其权威的真实性。教宗们开始直截了当地引用这部集子中的教令，为了证实他们在整个教会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从教宗常尼科拉一世（858-867）尖锐、武断地首次构想出教会内教宗权利至高无上之时，他就开始引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内容。但在东方教会，很自然地，不承认教宗的至上权力。教宗尼科拉一世曾试图以突然袭击来让东方教会臣服于他，但他没有成功。这次失败的必然结果是：教会分裂出现了：第一次出现在九世纪，在十一世纪（1054年）教会最终分裂了。
罗马教会分裂的客观历史是这样的。因为皇帝弥哈伊尔三世年幼，从842年开始拜占庭帝国由他的母亲，德奥多拉和叔叔，巴尔达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是伊格内纳提（从847年开始）。在巴尔达斯的教唆下，皇帝把他的母亲囚禁在一所修道院；然而牧首在此之前因为巴尔达斯和他儿媳同居的行为而谴责过他，当时反对皇帝这么做。巴尔达斯废黜了伊格内纳提（在852年），并把学识渊博和杰出的佛提提拔到了牧首的职位。伊格内修斯和佛提的追随者们之间的仇恨上演了。在巴尔达斯的建议下，皇帝麦克尔决定召集一个庞大的会议，其间他也邀请了教宗尼科拉一世出席。教宗决定利用这次时机并且以东方教会的审判者的身份出现。两名教宗使节被派去参加会议，并给皇帝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他写道，皇帝做得不正确，与教会法典相悖，因为他在教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牧首的委任和罢免。君士坦丁堡会议（861年）认定了伊格内修斯被罢免并且佛提合法地就任了牧首。要不是他看出佛提强烈地反对他自诩在教会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教宗尼科拉一世本来很可能承认佛提为牧首。为此他写信给皇帝，宣布免去佛提的牧首职务，恢复伊格内修斯的职务。在862年，教宗在罗马召开会议，宣布佛提被免职。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宣判并没有得到承认，然后教会之间的决裂开始了。
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问题加剧了教会间的敌意。作为对教宗和他的教士们对保加利亚的独裁行为的反应，佛提组织了一个当地的议会，在这次会议中他声讨了罗马教会的种种劣迹，在867年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君士坦丁堡成立了，其中有那些东方牧首派去的代表，他们再一次谴责了罗马教会的错误和教宗尼科拉一世在东方教会中的特权。
此时，皇帝弥哈伊尔被他的统治伙伴马其顿的瓦西里密谋杀害了。瓦西里篡夺了皇帝的宝座，并且寻求到了教宗的支持。869年，在君世坦丁堡召开有教宗使节在场的会议，会上免去了佛提的职务，承认了教宗至高无上的权利以及东方教会臣服于教宗之下。但在879年，伊格内修斯死去了，皇帝瓦西里在那时不再需要教宗，而恢复了佛提的地位。在同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会议，会议中有教宗约安八世派遣的使节出席。教宗的条件没有一项被会议承认；而且教宗也不承认大会的规定。
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很模糊不清的，而且除了少量皇帝和教宗之间的通信，彼此的接触是很缺乏的。在十一世纪中叶，关系被重建了，但不料是以最终的分裂为结局。莱翁九世是那时的教宗，弥哈伊尔·瑟如拉留是那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教宗本来想到要使原来服从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南部意大利教会服顺自己，然而后者当时却关闭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修道院和教堂。为了调节相互的关系，教宗使节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在牧首前粗暴无理。阿尔塞尼主教在《教会大事记》中是这样描述教宗使节的：
“因此，教廷使节，如他们自己所说，‘对于牧首的反抗已经感到厌倦’，决定作出极度无礼的行为。在七月十五日，他们进入了圣索斐亚大教堂，当时众牧者正在准备礼拜六第三时辰的事奉圣礼，当着在场牧者和所有人的面，他们将开除教籍的教宗诏书放在主祭坛上。他们走出来后，照福音书[1]上面所说的，拂去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还大声叫喊说：‘让上帝鉴查吧！’”
红衣主教亨伯特本人是这样描述此举的。在教宗诏书中唐突地提到：“就帝国的栋梁和荣耀、睿智的居民而言，这座城市（即君士坦丁堡）教会氛围最浓、教义最为正统。但说到被不合法地称为牧首的弥哈伊尔，和他愚蠢行为的支持者们，可以说在这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无数的异端行为。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吾主，来罢！[2]阿民！”从这之后，并在皇帝和他的贵族面前，他们口头上宣称：“不论是谁，固执地去反对神圣的罗马信仰和使徒的王权以及其祭仪，就让他们被革除教籍，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吾主，来罢[3]，并且不让他被称为普世信徒，而是异端的普罗西米特[4]。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这教廷使节的傲慢激起了整个首都人民的反对；由于皇帝尊重他们作为使节的身份，他们才得以自由地离去。
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君士坦丁堡议会决定革除教廷使节。从这时候起，在所有东方教会的中的事奉圣礼就不再纪念教宗了。
因此，从九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教会分裂的起因是一样的：教宗不合理地要求所有地方教会都屈服他的权威，同时，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的，罗马教宗又在教义、规范和礼仪方面与正教离经叛道。这才是事事的本质，而另外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事情只不过是简单的巧合而已。这不仅仅是个体事件，而是当时罗马教宗集团集体的想法和强烈欲望。对贪图权力的灵魂而言，导致了极其危险的谎言，让教宗在普世教会内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一个从属于带罪原则的教宗职位只是从公元9 世纪开始的。但是当九世纪的罗马教宗第一次提出对特权的要求时，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权力当成是改革，而是相反的，他们顺水推舟地证明他们的权威本来就是应得的，这种权力不论是哪里的普世教会都是永远承认的。
所以，自九世纪起，东西方教会已经分道扬镳。那些他们自吹自擂的称呼正好说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东方教会开始称他自己为正教，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基督教信仰免受伤害。西方教会开始称自己为普世教会，着力走在罗马教宗的权威下实现全体基督徒的合一的路线。
[1] 路喀福音／路加9：5
[2] 致科林托人书一／林前／格前16：22
[3] 就是说，让他被革除教籍并让他在主来时被毁灭
[4] 即那些不接受无酵饼而接受有酵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