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中，我们概要性地回答了这问题——什么是正教。现在我们应当开始着手研究东西方神学教义上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明白西方神学的发展是建立于关于文化与心理学方面的特性上。这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价罗马天主教及新教的信条相对于正教会的使徒和圣教父的教导而言其谬误何在。
我们要提及著名的希腊教会作家，亚历山大·卡洛弥洛斯博士，并参考他的旷世之作，《火焰之河》。
卡洛弥洛斯，在他的文章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魔鬼用来诬蔑上帝的工具是什么？为了征服人类，为了使人类走上堕落之路，魔鬼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作者自问自答：“他用的是所谓的‘神学’。他起先提出一个神学上的微小更改，一旦它被接受，他就想方设法得在程度上进行越来越多的更改。从而使教义变得根本无法辨认。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神学’。”
在《火焰之河》这篇文章中[6]，卡洛弥洛斯博士进一步地写到西方神学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把上帝视为一切罪恶真正的起因”。作者还解释说“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以及大多数新教徒都把死亡看作是上帝给予的惩罚。”根据这个教义，“上帝认为人人皆犯了阿达穆（亚当）的罪，并藉着死亡来惩罚他们，也就是把他们与上帝断绝开来；剥夺了他们获得上帝所赐生命力量的机会，并且通过某种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思想上倍受煎熬，在身体上精疲力竭。”
卡洛弥洛斯博士更进一步写到，一些新教徒不认为死亡是一种惩罚，而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上帝不是一切自然物的造物者么？所以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可能，对他们而言，上帝是死亡存在的真正原因。（……）”
“西方的‘上帝’是个易怒的上帝，充满了对人类不顺服的愤怒，因着人类罪孽的缘故，在上帝毁灭性的愤怒中带给人类永远的苦难，除非他被触犯的荣耀获得极大的补足。”
“西方教义中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什么意思呢？难道上帝自已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仅仅是为了去符合在西方被委婉地称作为公义的荣耀吗？”
西方教会教导说“拯救……就是从上帝手中被拯救出来！”（……）
“这种对上帝的观念是对上帝公义完全的扭曲，反映出人类在神学研究中的感情用事。这是对上帝人性化及人的神化的异端的恢复与延伸。当人们不被重视时，会变得焦虑和易怒，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复仇才能雪耻，不管这种复仇是通过决斗或犯罪。这就是世俗的、感情用事的公义……”
“西方的基督徒认为上帝的公义也同样如此；永恒的上帝因阿达穆的违命而受到极大的冒犯。因此他决定将阿达穆因不服从而犯的罪延续给他所有的后代，他们虽未犯过阿达穆的罪，也都会因着他的罪而被判处死亡。上帝的公义对于西方的教徒而言就像以一种宿怨持续着。一个人侮辱了你，他的全家人就必须死。而且对人类而言罪悲惨与无助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把全人类加起来，也不足以平息上帝因被冒犯而来的怒气，就是把所有历史上出现过的人都用来献祭也不够。上帝的尊威只有通过惩罚与他一样尊威的人方能挽回。因此为了同时挽回上帝的颜面与人类，除了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之外别无他法，以至于，只好牺牲一个有上帝的尊贵的神人以挽回上帝的颜面。”
卡洛弥洛斯博士认为，像这样一个对上帝公义的异端认识使上帝变成了我们所有不幸的源泉。但作者认为，这种公义完全不是公义，因为他惩罚了与其祖先所犯的罪没有关系的无辜者。“……西方教会所称的“公义”还不如称作最龌龊的愤怒与仇恨。而且构想出这样一个像患精神分裂一般的上帝，要杀死自己以满足自己那所谓的‘公义’，使得基督的爱及牺牲都失去其重要性和逻辑性。”
卡洛弥洛斯更深一步地转向了对上帝公义的理解，实际上是阐明圣经以及教会的圣教父们所给予的解释。在希腊语中，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公义被称做“dikaiosune,δικαιοσύνη”。“dikaiosune”是希伯莱语“tsedaka, צדקה”的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完成人类救赎的神圣能力”。这与“其它的希伯莱词汇‘khesed, חסד’，即‘仁慈’‘怜悯’‘爱德’，以及‘emeth, אמת’，即‘信实’‘真理’相对应。”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公义”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卡洛弥洛斯还写道，在西方，“dikaiosune”被人以异教徒的方式去理解，古老的人文主义希腊文明认为这个词是：“人类的公义，即在法庭中发生的事。”
卡洛弥洛斯还写道：“上帝的公义，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个词所表达的。他的公义意味着他的仁慈与爱，这些都以一种不均等的方式赐予，即上帝总是毫不求回报地赐予，他给予像我们一样不配领受的人。（……）”
“上帝总是良善、慈爱与仁慈地对待那些漠视、违抗、故意忽视他的人。他从不以暴制暴、计划复仇。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在此生被纠正与消除，他的惩罚只是充满爱意的纠正。（……）罪恶永存与上帝毫无干系。罪恶之所以永存在于他的创造物有自由、理性的意志，而他尊重这意志。”
“死亡并非上帝给予我们的惩罚。因着我们的反叛，我们才会陷入其中。上帝即是生命，生命即是上帝。我们反抗上帝，我们就关上了通向他赐生命恩典的门。圣瓦西里写到，‘人离弃生命有多少，他离死亡就近了多少。因为上帝就是生命，剥夺生命也就是死亡。’圣瓦西里继续写道，‘上帝没有创造出死亡，而是我们把死亡带到自己身上。’（……）正如圣伊里奈所说的，‘与上帝的分离即是死亡，与光明的分离即是黑暗……光明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目盲的惩罚。’”
“宣信者圣玛克息默说：‘死亡，主要是因为与上帝的分离，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肉身的死亡。生命就是那说“我即是生命。”的上帝
“但是为什么死亡会临到全人类的身上？为什么没有犯像阿达穆一样罪的人却要像阿达穆一样地死了呢？”作者引用了圣西奈的阿纳斯塔西的话来回答：“‘我们成了对阿达穆的诅咒的继承者。我们并没有像阿达穆一样违背了那神圣的律法；但是由于阿达穆成了必死的，他把这个罪传给了他的子孙。我们必死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必死的肉躯中来。’”
作者进一步写到了蒙福者奥古斯丁、坎特伯雷的安塞姆、托马斯·阿奎奈以及其他西方神学的奠基人，他们都犯有诽谤上帝的罪。当然，他们并不断言“明确和清楚地表示上帝是邪恶和感情用事的。他们宁愿把上帝看成被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被阴暗及难以平息的需要所束缚，就像那统治着异教众神的上帝。这种需要促使他以暴制暴，且不允许他宽恕或遗忘违抗他意愿的罪恶，除非能够给与他无限的补足。”
在《火焰之河》中进一步写到了希腊异端在西方基督教中的影响。
“异端的思维存在于每一个异端的基础中。这在东方非常强大，因为东方是所有哲学与宗教潮流的交叉路口。但正如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一样，‘哪里充满了邪恶，恩典就也更多地充满到哪里。’所以当异端横行的时候，正教也同样兴盛，而且尽管受到世俗力量的迫害，她总是以得胜的姿态延续下来。在西方，相反地，希腊异端的思想悄悄地、不带有异端特征地进入了其中。这一切都是通过希颇主教奥古斯丁口述的大量拉丁文文献引入的。（……）在西方，希腊语的知识一点一点地绝迹了，奥古斯丁的文献成了唯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而且人们又可以读懂的书籍。所以西方接受了一种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异教学说的基督教。罗马教皇制度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异意，因此西方教会沉溺于这种人为的异端思想中，也使这思想盛行至今。”
“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东方教会，使用希腊语，本质上来说仍保存着具有以色列人思想与圣传的新以色列人，另一方面，西方教会已经忘却了希腊语，而且从东方的范围内被剪除，它继承了希腊异端思想与精神，还因之形成了一套不纯正的基督教教义。”
“实际上，正教和西方教会的对立只不过是以色列与希腊之间的永远的对立。”
“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教会的圣教父们，他们把自己看成是阿弗拉穆（亚伯拉罕，亚巴郎）灵性的真子女，而教会也把自己看为新以色列，并且正教会内的信徒，无论是来自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教会等等，都有意识地模仿纳撒尼尔，真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并且，当这成为东方基督教的真正意识时，西方教会则变得越来越象人性化的希腊罗马异教的后裔。”
[6] 参考http://orthodoxpress.org/parish/river_of_fir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