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人们便痴迷于探索时间的奥秘，试图去明晰它。有人认为时间就是某位不善者，索求着血祭，或是认为它就是混乱与和谐的斗争之处，或是认为它一场归向黑暗过去的幻梦。
那些神话传说向我们诉说着对于时间的那些古老的认识。人们对于时间或逃避，或惧怕，将其比喻为划过黑暗的闪电，或是从未来飞向过去的箭矢，或是一连串循环。更多的时候，就像俄耳甫斯主义（Orphics）的追随者和凯尔特人（Celts）所主张的那样，时间被说成是数字或是音符。因此，一位凯尔特神灵达格达(Dagda)的形象便是弹奏着橡木竖琴，他能够呼唤四季【1】。还有，诗人们还有一种理念，意图弥合其与永恒的矛盾。“时间与死亡注定要支配世界，确实的，你不必称它们为神。（索洛韦欧夫，Vl. Soloviev）”
时间寓于那些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的隐喻性的形象之中，人们想象着有一些与时间相关的规律性的东西。出于对了解并驾驭时间的渴望，一系列关于能让人穿梭于神秘的时间领域的时间机器之类的现代神话便层出不穷。
从古希腊的克罗诺斯(Chronos)到爱因斯坦(Einstein)的理论，人类走过了悠长的路途，但是对于时间的本质却从来没有定论。作为科学与哲学探究的领域，时间的概念从来就没有确定过。尽管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些看似明显的时间本质（注：在此似乎是指相对论所认为的时间的相对性），但即便如此也还只能是个假说。因为，相对论是建立在四维空间上的，那第四个坐标轴，即时间也仅仅是个假设。
如果宇宙不是由一系列偶然的事件耦合成的，那么我们如何讨论她的起源呢？
就其超越性的本质而言，她的起源早已超乎我们的时空概念之外。说到这个，我们就得提一提时间的范畴，好使其保持在人们能理解的范围内。
那些合乎逻辑的时间特征都或多或少地成了无谓的循环往复（同义反复）。尽管我们在讨论时间的连续性上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我们还是在以时间定义时间。【2】
也许，时间就是一条路，但她通向哪里呢？【3】而且当我们这么思考时间的时候，又会问自己：她是从哪里来的？她何去何从？圣奥古斯丁曾真正地了解了时间的奥秘：“我在你，灵魂内审视着时间。”根据他的理念，这里有三个因素：期望、沉思与回忆（Expectation, Contemplation, Recollection(Memory)），他们在人灵内作用，并形成了时间的三重性。不过，这并非我们的理智（灵魂），是理智赋予了时间以意义，不过时间就其本源来说是从属于那永恒者，即造物主，“而时间便是其化工。”【4】
一千五百年前，圣奥古斯丁卓越而清晰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20世纪的人们却试图用复杂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它。在我们对时间的认知下，这些表达式（量子力学的波函数）似乎是最符合的，但是在讨论“光”的本源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5】
上主便是世间万物的调和者。爱胜过时间，也许就像上主藉约安使徒说的：“不再有时日了。《启示录：10：6》”
那么，说到底，什么是时间呢？圣奥古斯丁写道：“再也没有更确实而平易的了，然而，理论上讲，然而对于理智（原文为冥思，thought-provoking）而言，再也没有比之更隐秘、晦涩与艰难的了。”【6】
人们通过审视自然和自身，意识到死亡总是被生命替代，而生命又总是被腐朽与死亡替代。生命藉着神圣的仪式获得救赎。世界和人类藉着圣礼而得享平和。那些神圣的节日与自然的韵律交相辉映。就如它与记忆紧密连结一样，圣礼也与自然密不可分。提到历法，它便是这中规律的一种宏观与微观上的实现。
历法是对时间规律的一种总结，而且是最重要的。历法本身便是界定于“人类规律性的经验”的概念之上。
要庆祝罗斯受洗，我们便必须要考虑儒略历的问题。很多人都在困惑，为什么斯拉夫教会无视历法改革，而仍一直采用一样的历法。中古时期，所有的正教会以及西方教会都沿用这儒略历。如果我们仅仅将其归于落后，就像许多人所试着去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将会漏掉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不可避免地陷入偏颇。【7】
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为什么儒略历在俄罗斯如此盛行。
我们知道，这套历法是从拜占庭传入俄罗斯的。儒略历是拜占庭人继承并结合了古代巴比伦与埃及天文历法的成就，与亚历山大利亚的诸教父的教导而形成的。这套历法是在圣亚使徒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确立的。
这套结合了历法知识（儒略历）与亚历山大利亚复活节计算法则的系统被拜占庭人誉为“大循环”（the Great Indiction）（原文即为Indiction，似乎是指这套历法所具有的复活节周期性庆祝的特性），被西方人誉为“伟大的循环”(the Circulus Magnus，原文应为拉丁文)，被斯拉夫人誉为“创世的循环”（Cycle of Creation）。【8】
说到历法，我们就必须要说，从一开始任何历法就不是用来计量时间的，而是用于组织时间、度量宇宙脉动和生命节奏的。古人明白这点，而且对于神父、天文学家、占星术士和数学家的尊敬也并非空穴来风。福音书中的贤士也是受异星的引导，前来朝拜尚在襁褓中的耶稣基督的。藉着映射天国的启示，儒略历将万邦的人民举扬并赋予生命以实在的意义（原文作韵律，Rhythm）。
基督道成了肉身，为基督徒展开了救赎的时代，时间认知了自我。时间触及了末世并贯穿始终，时间被圣化了。这套中古历法不仅制胜了时间，更完满了生命。从4世纪起，事奉的生活便与这历法密不可分了。多达1000年之久，西方世界都采用这套历法，而且现在俄国教会依然在沿用这套历法。
我们有必要提到，儒略历与16世纪的格里高列历在日期计算上的差异影响到了复活节的庆祝。对于对灵性毫无兴趣的现代世俗社会，时间的确定是由科学、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活动决定的，这种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注：亦即两种历法在日期上的差异）。
对于基督徒，尼散月的14、15、16日有着集中性的意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三天决定了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时间的概念。当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时（14日），旧约的人死了，而当他复活时（16日），基督教诞生了。【9】
自从一世纪起，教会的日期计算，亦即对至圣复活的庆节的确定，都集中在对于最主要的一天中——至圣复活节。因此，教会沿用的儒略历与至圣复活节的庆节密不可分。
历史上，复活节庆节是与旧约的逾越节相对应的，它是在尼散月（大约等同于我们的三月）的满月那天庆祝的。尼散月是旧约的阴历正月。在救主耶稣基督在世时，他便按着这套历法生活。在满月这天，他与其他旧约的以民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确切的说，他是在这时被背叛、拷打、钉在十字架上并最终复活的。【10】
在基督被钉那年，犹太历法的逾越节是周五到周六。尼散月14日，即周五，根据现在的计数方式，逾越节乃是周四傍晚开始，救主被钉，周六被葬在墓中。而在一周的开始——尼散月16日，他复活了。由此可见，基督受难、死去并复活的圣迹乃是犹太历法分不开的。从一世纪开始，基督徒习惯于将复活节放在逾越节之后纪念。这个习俗被使徒所确立，此外，他们还规定要在温暖的春分之后的时日里庆祝 （《使徒法典》，第七条，Canon VII of the Holy Apostles）。
不过在早期基督徒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在逾越节中庆祝复活节。小亚细亚教会就和其中心以弗所城一起在尼散月14日庆祝复活节，也就是说她可能落在一周里的任何一天。不过其他地区的教会，例如亚历山大利亚、安提约希亚、罗马、凯撒利亚和耶路撒冷教会都选择在尼散月14日之后的周日庆祝，这就成功保证了庆祝新约圣迹的准确性。
2世纪末，也就是罗马主教维克托在位时，关于复活节是否应该和逾越节同时引起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他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像小亚细亚教会那样庆祝复活奥迹，并且强烈敦促大家与之断绝往来。不过幸运的是，莱昂城主教圣伊利奈那睿智的劝诫最终避免了这场悲剧。不过仍然有一小部分追随小亚细亚教会礼仪的人分离出去，组成了挂多德斯曼（十四日）派别。不过尽管如此，325年之后，拉丁地区的基督徒们开始在周日庆祝了，不过却不能保证总是同时的。
325年的尼西亚大公议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阿里乌派，一个是关于复活节的激烈争论。大公会议的原始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其对于复活节的相关决定在现存的文档中还是非常清楚的。【11】举几个例子：大公会议发往亚历山利亚教会的公函，以及圣亚使徒君士坦丁大帝发往未能到会的诸位主教的公函以及参加会议的大圣阿塔纳西的著作。在他一封寄往非洲主教们的书信中，他写道：“这次会议就复活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因为叙利亚、西里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教会和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们在犹太人的逾越节里庆祝复活节，因此会议对此产生了争论。” （米涅《希腊教父大全》，第26册，第10条，Migne, Patrologia Graeca, v.26, col.10）会议相关法令也在圣教父的著作中得以体现（他们或是参与者，或是同时代的人）。凯撒利亚的艾弗塞维是处在会议所在的时代的一位教父，他就描述了相关情况，341年安提约希亚的当地会议也提到了大公会议的决议。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企图改革复活节庆节的人们都有失偏颇地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他们有意地无视大公会议的相关决定。
318位参加了大公会议的教父们通过了禁止与和犹太人一起庆祝复活节的决议。安提约希亚的主教会议就已明确指出：“对于那些胆敢违犯神圣伟大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关于救赎世界的复活节的决议的人，如果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就让他们被革除教籍，被排除在教会之外，这是对平信徒。至于那些教会的牧养者，主教、司祭或是辅祭，若是他们在看到决议之后仍然胆敢妖言惑众、搅乱教会，妄图与犹太人一起庆祝复活节，那么会议将他逐出教会，而且因为他的缘故而出现的混乱与堕落所造成的罪恶都将加在他的身上，那些仍然与他们有来往的人们也将被排除在事奉之外，甚至会被剥夺职务。剥夺职务就意味着他们因着参与圣职而得到的荣誉将被剥夺。”【12】
众所周知，尼西亚大公会议关于复活节的决议并没有在现存的20条法规中。但是，它没有被列入法规中乃是因为它没有被视为法规，而是决议（decree, Oros）。【13】
在一封君士坦丁大帝写给众位未能到场的众位主教的信中，他写道：“根据大多数意见，至圣复活节将在普世于同一个时间庆祝，现在只有极少一部分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表示疑议。我们的救主给了我们一天，好庆祝我们的救赎……请以你们神圣的智慧思虑一下，一天之内，一群人在守斋，而另一群人则在宴飨，是多么地叛逆与离群。”【14】
在古时，亚历山大利亚教会是最为博学的，她被认为是首先促成复活节礼仪的。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苦。在编写历法的时候，他们继续要考虑事奉的需要，也需要考虑历史事实。教父们将这件工作完成得非常完美。
他们“吸收了希腊人沿袭改良自将埃及、巴比伦人的天文历法成就（《从默冬到喜帕恰斯》Meton to Hipparchus）【15】”，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历法——教会儒略历，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宇航员E.A.普利德特琛斯基（Predtechensky）说道：“他是如此完善，以至于现在都没能有人胜过。后来被西方人普遍接受的罗马教会的复活节礼仪，与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的礼仪相比显得如此呆板笨拙，就像是印刷廉价艺术品或是其他什么类似东西的机器一样。而且，这个复杂呆板的机器还没有达到其意图。”【16】
让我们看看上述言论的动机。此外，让我们抛弃所有所谓共识，来审视一下现在被所有国家接受的格里高利历法。
要知道，只有强制性的措施才能打破之前已有的观念。让我们看看那些教会儒略历的编纂者们所要面临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天文学问题）。
儒略历已成为决定亚历山大利亚复活节计算法则的系统的准则，这套历法之所以被称为儒略历，乃是为纪念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46年，他在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索西热内斯，Sosigenes）的帮助下推行了一套新的纪年系统。它的意义在于考虑了三个平年（365天）一个闰年（366天）的规律性变换。除了这个不变的宝贵规律（这个规律是所有历法的根基）之外，儒略历还有其特殊之处：每28年每个月的日期都会回归一致，这对复活节礼仪至关重要。不过从公元前46年开始，尤里乌斯•凯撒的这套阳历没能实施太长时间，直到尼西亚大公会议采用她。那些统一复活节礼仪的人们完成了对她的改革（我们之后会有叙述），将其变为了教会儒略历，直到格历出现之前，基督教世界一直在使用她，而俄罗斯正教会则一直沿用至今。
那些尼西亚大公会议中统一复活节庆节的人们通晓著名希腊天文学家默冬（Meton）的纪年学“黄金法则”，它第一次将阴历与阳历联系起来。公元前433年，默冬计算发现，阳历的19年（6939.75天）与阴历的19年加6940天相等，这时阴历额外的一个月在19内被累加了7次。天文学家认识到月亮的运动比较复杂，任何关于她长期运动的计算都需要广博的天文学知识的和长时间的观察记录。这阴历19年的循环，即“默冬循环”，已经成为了天文学的伟大成就。这个循环对于复活节礼仪有着伟大意义，它保证了每19年，阴历的日期将会与儒略历相合。【17】
因此，当初在制定复活节计算法则的时候，这个循环也被考虑在内了。而且，在默冬—索西琴尼循环（Metono-Sosigenic Cycle）中，所谓的“加利布修正”（Correction of Callippus）也被考虑进去，从而最大限度地弥合了阳历年与阴历月之间的天文学意义上的差距。这个被接受的变换成功地满足了阳历与阴历两种历法的需求。【18】
正教会复活节礼仪的制定者们必须将阳历一周（七日）与阴历的相调和，这样才能既保证了纪念新约中关于基督最后时日的事件的准确性，又考虑到与之相关的旧约中的逾越节。A.N.泽林斯基（Zelinsky）在一篇关于教会儒略历的伟大著作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尼西亚会议中那些礼仪制定者们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是儒略的改革（或是加利布修正，Correction of Callippus）所无法相比的。”【19】
正教会的礼仪制定者们没有考虑犹太人的习俗，而是着重于默冬——索西琴尼循环与月球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犹太历法之间的分歧，并从而制定了复活节计算法则。这差距主要是由于在伽利普循环的开始，闰余（亦即月球的一年）并没有在每304天中出现。
然而，直到592年，由于某些天文学上的原因，至圣复活节与犹太逾越节发生过重合，至于直到792年还偶然出现的重合则是由于犹太人将本应在周一、周三或者周五庆祝的逾越节移至他日造成的。那些被提到的重合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发生的。【20】
不过，从592年起，这类重合便不可能发生了，这不仅仅是天文学的原因，更还有庆节规则的原因【21】。复活节成了一个变动的节日，而且其礼仪被严格地遵守着。
我们要指出，在圣教父制定的法规中关于如何确定复活节日期并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历法体系或者其他技术性规则的指示。V.V.波罗托夫（Bolotov）教授已经清楚确凿地指出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完全没有必要决定任何纯技术性的争论”：东方教会的昆仲们“自己知道如何避免与犹太人一起庆祝复活节庆节。”【22】
司祭，教授D.A.利比德夫（Lebedev）如是说道：“大公会议并没有详细讨论复活节日期，……，因此，法规中关于复活节应在春分满月后第一个主日庆祝的规定只是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礼仪稍晚一些的版本罢了——阴历的第14天，亦即3月21日春分后的日子。”【23】类似观点在莫斯科神学院助教，A.I.戈尔捷维斯基（Georgievsky）在他的《论教会历法》、大司祭，列宁格勒神学院教授里贝里•卧罗诺夫（Liverij Voronov）在《历法问题》中也有所提及。【25】
由此可见，“尼西亚大公会议没有以法规形式统一复活节庆节的日期”【26】。这对于关于教会儒略历的“修正”的学术讨论有着重要意义，即决定复活节的主要因素是春分和其“第一个满月”后。以四世纪一个匿名希腊文文件《安那托利训诫》为支撑的“春分准则”的追随者们应该知道，在随后被整个教会所广泛接受的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的复活节计算表下，格力高利历法力图证明的春分规则是一个重要广泛的因素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附属性的次要规则，是被用来界定亚笔月（尼散月），也就是新的复活节纪年的到来的。
众所周知，旧约的逾越节是为了每年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被解放而设立的。从摩伊西斯时代开始，逾越节都会在亚笔月（尼散月）的14-15日，即春天的一个满月日举行，古犹太历法中，这是新年的正月。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不像我们的三月在一年之中有着确切时段，亚笔月的界定体系并非一成不变【27】（编者注：犹太历法中，一年是由12个月组成的，每个月有29或30天，一共354天，也就是说比阳历要少11天。每三年阳历和阴历之间便有一个月左右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将此加入，也就是说这一年变成了384天。这是为了保证亚笔月的到来标着着夏季的开始）。圣经中，亚笔月被成为“初熟之月”（《出离之书：13：4》），逾越节的第二天也就是犹太人将初熟的第一捆麦子——“献禾捆”给上主的日子，这天要吃无酵的饼。（参见《勒维人之书：23：10-16》及《第二法典之书：16：9》）
我们必须要引述一下波罗托夫教授关于旧约时代确定逾越节日期的叙述：只要耶路撒冷周围的谷物还没有成熟，这个月的满月就不能被视为逾越节的来临【28】。
因此，逾越节所在的亚笔月之所以被称为“初熟之月”是和庄稼的成熟不可分开的。但是，（根据经验）巴勒斯坦地区最早成熟的谷物要直到春分才会出现，因此春分前是不可能庆祝逾越节的。波罗托夫教授总结道，由此春分后才能庆祝复活节似乎成了基督徒的规例，“而这却成了格里高利改革的理论基础”【29】。而且，希伯来人并没有春分和春季的概念，地理条件决定了巴勒斯坦地区只有两个明显的季节，夏季和冬季。因此，波罗托夫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巴勒斯坦地区的自然环境客观地证实了格里高利的改革不过是个美丽的错误，一个缺乏考虑导致的罪过。【30】”
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教会儒略历的坚持者们都不得不卷入与格力高利历的追随者们的论战中。而且，由于历法上的分歧还引发了更多问题，这影响到了正教会的事奉生活，尤其是人数最多的俄罗斯正教会。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正如之前所述，教会儒略历的制定是和纪念主的复活奥迹密不可分的，即至圣复活节。圣教父们面临的问题如下：要保证以后的庆节日期都和主耶稣基督的相一致，而不是陷入“谬误”，这在三、四世纪的犹太历法中体现了出来。【31】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是与犹太传统密不可分的。不过，主在最后一个逾越节中吃的面包并非是无酵的，相反却是有酵的。在律法上，尼散月14日下午开始才可以食用无酵饼，可是在这时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地上，为那些凭着期望呼唤他圣名的人们赢得救赎。
根据犹太人计日的方法，最后的晚餐和被钉都发生在尼散月14日，可是根据罗马儒略历，一天是从子夜开始的，那么最后的晚餐便是周四，而被钉则是在周五了。基督教根据大公会议的决议采用了儒略历，便在圣周四纪念最后的晚餐，而在圣周五纪念救主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受难。【32】
基督受难的葩斯哈乃是和犹太人的逾越节一致的，然而复活节却是在被钉三日之后，也就是尼散月16日。我们是不可能更改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的。这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法规性的问题。因着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爱、对圣传的信仰以及对圣教父教导的追随，俄罗斯正教会一直严谨地庆祝着新约的事件。
基督徒的复活节继承了旧约的传统，也有了一些改动，使之与新约的事件与圣教父的教导相一致。尽管复活节的庆节与旧约相关联，她还是从逾越节中独立了出来。
一千多年以来，基督徒们都采用着同一套历法，在一个日子里面庆祝复活节，这保持了早期教会组织上的统一，甚至直到1054年分裂以后。1582年的格里高利历法改革第一次打破了基督徒历法上的统一，并且因此打破了复活节庆节上的统一。【33】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引述圣金口约安的教导：“哪一天庆祝不重要，但是分裂的罪过却是不可忽略的。”【34】
要指出的是，每128年，春分都会造成24小时的误差，而阴历则是每310年一天的误差。这影响着历法，而那些复活节计算法则的创立者们也通晓这个问题。不管怎样，想要融汇太阳与月亮的运动对于任何一个历法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历法都或多或少地有误差。或许任何一位天文学家都不可能真正制定一个准确无误的历法，这也被天文学家们承认，而他们则各自提出了建议。【35】
由此，我们想法设法地让春分“恒久地”在3月21这天（尼西亚大公会议时，春分是在3月21日）。对于保持春分日期的尝试催生了1582年的格里高利改革。格里高利十三世讨论了《首要议题》（Inter gravissimas，原文应为拉丁语，亦即其中最重要者），说道：“在此，我们不仅是为了重新确立那古代已经确定的春分，它已经超前了十天，阴历它超前了4-5天，而且我们还要采用新的方法以确保春分永远是阴历的14日。”（意大利原文来自《L.P.》）【36】
不论怎样，我们都知道太阳月球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中的，因此任何“确保春分永远是阴历的14日的方法”都是不现实的。
我们知道，任何历法的基本目的都是揭示并保持规律。上文中我们已经证实了儒略历的规律性及完整性。“儒略历的特点体现了格里高利历的弱点。为了实现抽象的准确性，它实在是割舍了太多。”【37】首先，格里高利历的每个世纪的天数都不一样，第一百年经常成了平年。儒略历中，每一个第一百年都是闰年，而格里高利历中每四个百年才是一个闰年。“但是，闰年是一种规律，每个失去它的世纪都是不合规律的。”【38】其次，格里高利历中，第一百年现闰年与平年的日期并不与相邻平年的日期一致。第三，格里高利历失去了历法的精华，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最小单元里面，所有日子并没有保持完整。儒略历四年，即1461天便构成一个周期，而格里高利历则是四百年，即146097天。
更为甚者，格里高利历的半年、四分之一年以及几个月之间所包含的天数都不一样。同一年或者不同的年份中，一周的日期与一月的日期都不甚相应。正是由于格历的这种将周与月“割裂开来的行为导致了以周为单位的日期与以月为周期的并不联系。
另外，当比较两个历法时，我们经常会忘记正式的格历对于儒略历没有任何优势，他们的规则相互有所区别。格历源自回归年，而儒略历承袭自恒星年（译者注：地球上看，太阳绕天球的黄道一周的时间，即太阳中心从春分点到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又称为太阳年。恒星年是指地球公转一周360度所需要的时间，1恒星年 = 365.2564日 = 365日6小时9分钟10秒。至于为什么恒星年会比回归年稍长一些，那是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道作缓慢的移动，即岁差现象。）。由于地球绕日运动的不恒定性，使得回归年并不如恒星年来得稳定。回归年通常被认为是“自然之年”（natural year），也就是说，太阳周期性地回归至春分点或夏至冬至点的现象都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而恒星年则是以太阳相对于宇宙的其他恒星的频繁周期性回归而言的。从这方面来说，格历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而儒略历则是以宇宙为中心的。【39】
我们知道，与儒略历相比，格历的一年更接近于回归年的长度（儒略历多了11分14秒），但是，格历由于这层联系也使得它相对地不那么精确。格历的不精确度将会随着时间而积累，25765个回归年后，它将会落后于恒星年整整一年。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文学甚至是历史年代学这些需要考虑时间跨度影响的学科，其研究都使用儒略历，而非格历【40】。那些格历的追随者们（他们经常强调它的准确性）似乎应该把这些科学研究上的问题考虑一下。
对于年代学研究，波罗托夫教授评价说：格里高利历“真是对年代学的折磨”。
说到这个，有趣的是，我们要提一提年代学家约熙福•斯卡里加（Joseph Scaliger），他和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是同时代的人。在他的论文《改进时间计量的新研究》（A New Work on Improving the Reckoning of Time）中，他证明了儒略历能够保证年代学计算的连续性。【41】
在斯卡里加的创世纪年（Scaliger’s Cycle of Creation）（其原型便是尼西亚会议定下的复活节庆节准则）中，我们可以连续地从某个推断出来的日子开始纪年。感谢她的这个特性，以及其他的一些优势，根据斯卡里加的方法，儒略历系统下的纪年法才能成为一切天文学及年代学计算的基础。因此，“看起来，教皇将对于现今的天文学和年代学如此重要的方法视为毫无用处是很荒谬的。”【42】在天文学及年代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需要先以儒略历为基础完成运算，再相应地变换为格历的日期。因此，1582年的改革对于科学研究和起初的教皇的追随者目的来说都是没有益处的（见附录）。确实地，尽管慢于儒略历，格历下的春分还是在飘离其天文学意义，而且天文学意义上，逾越节的满月每210年都会比春分提前一天。【43】
自从基督教变为了世界性宗教开始，罗马人将永久性地将复活节放在春天庆祝的尝试便成了徒劳，两个半球都在不同的季节里面庆祝复活的奥迹。如果北半球的复活节在春季，那么南半球将会是秋季。天文学和度量学上一个日期里，两个半球都在春季庆祝复活节都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春季的圣日是由春季说的，而不是字母。
对于我们着重要说明的儒略历，其简明性、生命力以及实用性体现在它每28年日期便回归如前，新月满月则每19年便回归如前。而复活节日期，或者被称作“伟大启示”的循环则是532年。这套历法综合了阴历的19年循环与阳历的28年循环。这包含着19、28两个时间循环层面构成了532年的循环。因此，一个复活节循环包含了28个阴历循环（每个19年）以及19个阳历循环（每个28年），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数学计算上的规律。当伟大启示的循环行进至末尾时，月球的运动与日期都回归至原点。因此，当1941年的第5次大循环开始时，复活节将与1409年（532年前）的同一个日期、1988年将与1456年一个日期等等。与格历不同，儒略历的这种特殊的回归性使得它得以成为永恒的历法【44】。我们很难对这套系统的数学及其他方面的优势有所高估。
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圣教父们在制订历法时考虑到了所有天文学和数学计算，却没有高估它们的准确性。儒略历所出现的一些明显误差，有些人将其归咎于为了简化复活节计算法则的系统的界定。【45】而且，编纂者们也意识到，历法的误差也和人们所期望实现的一些主要作用有关。他们知道春分的分布规律以及月球运动的超前性。既然已经确定3月21日是复活节的最早日期，他们也知道春分是一个变动着的时刻。根据教会颁布的法规，儒略历计日规则下，复活节将在3月22日至4月25日的任何一天内庆祝。
因此，正教会的复活节一方面来源于天文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实践使得它不可能拥有很高的准确性。而且，儒略历作为圣教历已经超过了1500年，它已经成了荣耀与智慧的形象。她作为上主所启示的圣教父们的劳动成果，这圣教历既是有条件的，也是无条件的，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
考虑到正教会的复活节的很多细节是有象征性的且相互关联的，我们将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春分已经超过亚历山大利亚循环而感到困惑。根据传统的春分日期，（非格历的）3月21日紧接着的的满月后成了正教会庆祝复活节的日期。教历的满月，3月21日，是亚历山大利亚教会制定的，它相对于尼散月的14日，那一天是先于主的复活的，它发生在尼散月15日。【46】
因此，对教会历法科学上“落后”的指责是对于教会儒略历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缺乏认识与存有偏见的体现。V.V.波罗托夫教授已经明确地证明道：从天文学知识中，“由于历法自身的特质，编纂者们无法从天文学中汲取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仅仅是在气象学上如此完善一下历法：“它只能解决如下类似的问题：耶路撒冷周围的麦子在此时何时会成熟，，而一百年后又是何时成熟。【47】”波罗托夫教授写道：“但是鉴于现有的科学水平，正教历法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了，她胜过格历，和‘不打破安宁’（quieta non movere，原文为拉丁文）”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所改变的东西在他看来是为了违抗之前教会关于复活节的庆祝，实际上却成了违抗教规的举动。格里高利改革的追随者们在逾越节之前或与之同时庆祝复活节都是违反“使徒法典”（Apostolic Canon）的第七条、尼西亚大工会议的决议和安提约希亚会议的第一条规则的。
对于那些成功庆祝新约时间的规则的变更只能导致其扭曲。复活节奥秘地象征着旧约中作为祭献的羔羊已经变为了救主耶稣基督——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约安福音：1：29》）。尽管早期教会由于纯天文学的原因逾越节和复活节碰巧重合了，复活节先于逾越节庆祝依然是不能接受的。“即使是被教父们所谴责的与犹太人一起庆祝逾越节（亦即尼散月14日）的人都从没妄图如此行事过。”【48】然而，那些格里高利的追随者们仅仅在1851到1950年间就有15次在犹太人之前庆祝复活节（葩斯哈），并且不止一次地与之同时庆祝，例如1823年4月1日、1927年4月17日、1954年4月18日1981年4月19日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1583年君士坦丁堡教区会议会声明格历是违法的原因。会议的声明由三位牧首以及一些与会主教联名签署声明（Sigilion）：君士坦丁堡的耶热弥亚、耶路撒冷的索弗若尼、亚历山大利亚的西尔维斯特，他们宣称：“那些不追随教会传统、七次大公会议法令以及圣教历的（为了遵守复活节计算法则），反而跟从格历的复活节和计日方法的，他们就像眼中无神的天文学家一样，去维护一些大公会议试图去改变与消弭的东西，就让他们被开除教籍，剥离于教会之外。”【49】
普世牧首基里尔五世于1756年颁布的教令，旨在应对罗马方面对于改变正教会历法的企图，也谴责了那些改革者们，并将他们永远排除在教会之外。上文提到的文件清晰地显示了东方教会的牧首们对于改革教会历法的态度以及誓死捍卫正信的决心。
由于格里高利的改革使得教皇彻底与正信隔绝。尽管没有明说，这次改革的无意义性却更加让人相信罗马方面改革的主要目的乃是在于与正教会彻底分离，并且他们的确做到了。
毫无疑问地，这次历法改革是被我们反对的。那些格里高利十三世的追随者们后来出现了很多反对者，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大哥白尼（great Copernicus）就绝不参与历法的改革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在1514年的拉特兰（意大利）宗教会议中展开了。约熙福•斯卡里加依旧保持对新历法的抵制态度。尽管如此，教皇集团的宗教权利以及政治权利都使得这种抵制不能构成什么影响。罗马方面领导的历法改革的运动顽强且有力。统治世界的欲望总是伴随着统治时间的野心的。
罗马方面有意灌输了对于儒略历的偏见。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不论是从教会还是科学方面来看，格历都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他们的一些规则都不甚相同。
所有天主教会都几乎是立即接受了这套新历法而新教地区则用了很久才逐渐接受，他们“宁可远离太阳，也不愿与天主教媾和”【50】。不过，在18世纪中叶，格历已经渗透到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罗马教会在伸展了自己的影响力与地位时，便开始违抗“科学法则、教会法规和传统。其野心让他们丧失理智、逻辑与知识。也许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任何个人，而是影响到了社会、国家甚至是某些区会与文化。”【51】这场改革导致了圣诞节开始在某些西欧国家取代复活节的地位。我们不必说明正教的主降生节在西方变成了什么样子。商业与娱乐活动大行其道，这“‘圣日’在西方已经成了对基督诞生的节庆的亵渎。看看那拥挤的超市与空旷的教堂，圣诞节在西方成了个什么样子！”【52】
这由格里高利改革带来的年代学问题直到如今都未能解决。考虑到教会的事奉生活，不和与争论已经持续了超过四个世纪。而且，某些自治教会所采用的所谓的“修正版儒略历”只是加剧了教会的紊乱。
1923年由君士坦丁堡牧首麦勒提召开的正教会议通过了“修订儒略历”。三位东部教会牧首严厉谴责了这次会议，称这次会议以“正教会内部”的名义召开是违背教规的，而且拒绝参加。占正教世界三分之二的俄罗斯正教会没有派遣任何全权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极大地损害了正教会内部的团结，被认为是20世纪教会最惨痛的事件。【53】这次会议中的许多提议使得其非法性昭然若揭：除去不再采用儒略历之外，还有准许司祭再婚、准许授圣职之后结婚、呼吁不再遵守活动的圣日循环甚至是一周之中的事奉顺序以及缩短圣礼时间等等许多富有争议的议题。许多提议未能通过，但是许多教会却开始采用新的历法，影响了她们与其他教会的联系，并且导致严重的混乱，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54】
我们要着重说明麦勒提（麦塔克阿西，Metaxakis，似乎此人日后更名成为了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牧首，见下文）是如何引入这套历法的。1923年7月10日，在他写给芬兰总主教塞拉芬的信中，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历法已经为大家所接受。同样地，他也欺骗了莫斯科及全俄至圣大牧首提弘。【55】但是在1924年2月27日的回信中，提弘牧首表示了教会采用新儒略历的担忧，他说由于人们的坚决抵制，想要推行新历法是不可能的。【56】
麦勒提牧首由于激起君士坦丁堡正教居民愤慨而被迫下台，希腊族人袭击了他的官邸并且“以行动侮辱了他”【57】。不过，由他所造成的混乱已经不可挽回了。随后成为了亚历山大利亚牧首的麦塔克阿西又将这套历法强加在他治下的羊群上。这是一个更加令人扼腕的举动，因为教会的复活节计算法则便是由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的圣教父们制定的，它已经被虔敬地遵守了许多世纪。
希腊的自治正教会：亚历山大利亚、安提约希亚、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都采用了新的“修订儒略历”作为教会事奉的准则，只有大斋期和圣灵降临节除外。然而，如果不采用“认为修改的、存有争议的方法”【58】，新历法下复活节礼仪便无法举行。此外，与儒略历的4年不同，新历法的最小周期为900年，它将532年的复活节回归变成了119700年。实践指出，“修订儒略历”下的复活节变成了游离不定的了（米兰科维奇（Milankovich）的这套历法下的复活节将在2800年之前与格历重合）。
确实的，这套历法是需要“修订”一下了，尤其是在教规上。它与亚历山大利亚的复活节计算法则人为地相结合，结果完全打破了敬拜生活。
由于这种“修订”，基利奥葩斯哈（Kyrio-Pascha，即复活节在儒略历的3月25日举行时，Kyrio意为“主的”）便不可行了，因为诞神女福音节（即圣母领报节，the Annunciation）有可能在圣周之前举行，其节日经常与教规（Typicon）不相符合。初次及再次寻获施浸者前驱圣约安之圣首的纪念日有时候会偏离常规。塞瓦斯提亚的四十位圣殉道者的纪念日也有这个问题，根据教规（第48章，“跟玛尔克章”，Chapter 48 with the Marcan Chapters），他们的纪念纪念日大斋期的首周周二至第六周周一之间的一日举行，这些可以在纪念殉道者的一个赞美颂歌（Sticheron）中得到印证：“基督的殉道者们啊，藉着纪念你们的伟大受难，至尊大斋期显得绚烂无比，你们四十人圣化了这四十天。”暮时课的赞美颂歌（Glory on the Praises）中也写道：“那满怀喜乐的四十位殉道者啊，你们乃是上主聚集的人，你们的伟大受难荣耀光辉了大斋期圣化并教育了我们的灵魂。”（第一颂歌，主啊，我曾求告你）
修订的历法里，四十位殉道者的纪念日甚至可能在离肉前周或甚至是乳酪周内（举行，这就失去了其意义。
不过最糟糕的还是使徒斋期。圣使徒斋期的定义中说道：“在圣灵降临节庆祝一周，之后便应守斋。”（第5卷第19章）根据古时的规矩，斋期应在圣灵降临节之后的诸圣主日开始。根据复活节的庆节，其日期有所变动：最长的有6周，而最短的则是一周零一天。
圣教父们的著作曾对使徒斋期有着很高的评价，因此这个斋期被很多基督徒遵守。【59】比如，大圣阿塔纳西、米兰的安弗罗西和塞浦路斯的圣德奥多里（Theodoretus）提到过使徒斋期，圣莱翁也如是写道：紧接着圣灵将领节的使徒斋期是特别为了净化思虑并能以……其功劳担当圣灵恩典的。（《训诫第76篇》）在他另外一篇训诫（第74篇）中，他如是解释了使徒斋期的意义：“教师以身作则教授着教会内的孩童，以神圣的斋戒象征着基督苦难的开始，开始了对抗灵魂堕落的抗争，我们由此有了禁食这一利器，它驱走了我们肉身所有罪恶的欲望。你们应当谨守这传统，好使上主赐给教会的恩典也能居住在你们内。”
在那些接受新历法的自治教会中，使徒斋期经常被缩短，甚至在其落在圣灵降临节后的一周内时会被取消，比如1983年与1986年，因为这个时候是不需守斋的。
耶路撒冷规例（即教会礼仪规范）是那些正教会最伟大的克己者们不断祷告而成的伟大成果，它只有在教会儒略历与亚历山大利亚教会的复活节计算法则系统下才真正地颠簸不破。至于新创的儒略历，我们可以给很多与之不合的例子，比如在1969-1988这20年间，新历法导致了正教会祷告的合一性的损害以及对圣教父传统的背离，而实践中也引起了信徒的混乱与分裂。
正如都主教安托尼（瓦德科夫斯基，Vadkovsky）所说，关于某些自治教会采用新历法的问题，“将会对普世教会产生不良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而且其披着正教会利益的外衣，却在损害着古已有之的教会的合一，因而也将成为她的敌人的武器。”【60】很不幸地，那些20世纪初的话语最终成真。
教会历法的问题已经成了最现实的信仰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教会分裂。总主教圣英诺肯提（随后成为了北京都主教）在他的公开信中写道“不过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误以为我们在为了日期而争吵，并为了所谓春分满月而承受痛苦与艰难。我们是在捍卫正教会，希望她能击败正在兴起的魔鬼的力量。”【61】
在1923年那噩梦般的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内部会议后，新的历法被迅速而有力地推行。如今的改革者们傲慢倨视着那第一次大公会议中318位教父们制定的圣复活节，它被安提约希亚会议以及之后的所有大公会议所举扬、我们依然要记住，那些1583年与1756年被革除教籍的人们仍在压迫着新历法的追随者们，亵渎着成文的与不成文的传统，“拿咒骂当衣服穿上。（《圣咏集：108：18》）”
1917-1918年的全俄罗斯公会果断地拒绝采用新的历法，并坚持以儒略历为教会历法。
1923、1924、1926和1931年的四次俄罗斯海外教会总主教会议上也依然拒绝采用新的历法，认为其已处在1583与1786年会议的谴责之列。但是，它仍在坑害世人，直到如今都没有哪个会议真正消灭了这个历法。
在世俗化的今天，想要将儒略历重新用于日常生活无疑是异想天开。正如总主教维塔利（优斯廷诺夫）所说：“这就像让如今的西欧退回到早期基督教时期一样。然而，我们仍然要警惕任何改变正教会历法的企图。虔敬的正教基督徒们，要持守你们所被教授的，并且时刻准备着，当碰到挑战，甚至是血溅当场的威胁时也要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圣教父们传下来的信仰与信条，一定要警醒当心，如此主耶稣基督必援助你。”【64】
俄罗斯正教会（包括她在俄罗斯及海外的教会）、圣山的诸修道院、耶路撒冷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以及其他追随教父传统、严守教会儒略历的诸教会们，尽管面临着巨大压力，却仍然坚决不采用新的历法。
在我们这个年代，懦弱妥协盛行、教规分裂明显、圣物敬礼失却、事奉极端简化、斋戒不被认可，甚至违犯圣传的“女性神品”也开始出现【65】。在这个甚至连教会也“鄙视贫穷”（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的时代，真理乃不是存于“整个教会的说辞，而是古圣教会的圣传”中【66】。
就像在基督一志论与毁像主义横行的年代一样，要解决今日所遇到的紧迫危机，应当去寻求昔日圣教父们留下来的圣传（Sacred Tradition），我们应当以宣信者圣玛克息默为榜样，他拒绝承认基督一志论为新的信条，拒绝与信奉一志论的宗主教一起共祭。还有要记住那些为了敬礼圣像而受难的宣信者与殉道者们，他们甚至不等到大公会议彰显真理，便因循神圣传统这一维护真理、解决争端最有力的武器而持守正义。
关于历法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圣奥古斯丁是如何质问贝拉基（Pelagian）异端的：难道我们不应立即召开大公会议以谴责这个明显的异端（原文作perdition）？单单一个迦太基的主教会议便已定其为异端，而且都被大家所排斥，那么这套新的历法被不止一次的会议所谴责，便更应该被所有虔诚的基督徒们所拒绝了。【67】
至于那些热衷于立法改革与将科学理想化的人们的那些空洞的辩词，他们应该明白，引领基督徒们善度信仰生活的不是科学，而是上主的恩典。【68】
现代普世运动正寻求一个历法上的解决方案，其中有两个我们需要讨论的：
A.泽林斯基认为上述两个议题都是不可接受的，第一个的问题在于格历在教规与天文学上的双重弱点；第二个在于“无谓地考虑了‘天文学准确度’，认为教会应该紧随天文学的发展，而由此可能造成复活节与逾越节的重合，这无疑会违犯教规，也就是说，会与圣教父的圣传分离。”【69】泽林斯基写道：“即使某一天各个教派要有着一样的信条，也应统一在以一致教会历法的基础上，只有那蕴含着无上启示的天人合一的、由一位不知名的献身于科学与信仰的伟大学者所编纂的独创而大公的神圣历法才能胜任。”【70】 俄罗斯教会并不认为圣教父的规例有着什么偏差，儒略历在俄罗斯正教会内仍然不可侵犯。除了虔诚的俄罗斯人民，还有很多杰出的俄罗斯科学家也坚持使用儒略历，其中便有教授V.V.波罗托夫、E.A. 普利德特琛斯基（Predtchensky）、科学家与神学家N.G.格鲁博科夫斯基(Glubokovsky)、司祭与教授D.A.利比德夫等等。由于人们的坚决反对，尽管被会议通过，1923颁布的“修订儒略历”便不可能通行。北京都主教英诺肯提写道：“任何妄图修改或更换我们的复活节计算法则的所有努力，都被认为是试图放弃教会最宝贵的财富——是她使我们傲立于现今的科学家前。”【71】
在俄罗斯教会关于历法改革的会议上，V.V.波罗托夫教授说道：“正如以往，我坚定地奉行儒略历。它在科学上有着其他任何修订的历法所无可比拟的优势。我认为，对于这场争论，俄罗斯民族的任务便是将儒略历保存数个世纪，直到西欧人废弃对于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的格历，而重新启用未曾变质的古圣历法。”【72】
因此，格里高利的改革乃是一种“新的方式”，是一种人类对时间的理解的纯理性表达。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便尝试着驾驭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时间早已失去了其神秘性，从以往对其的遥遥追望（expectation）到如今的不断发展（progress）。“但是显著而迅速的发展……最终将会走向穷尽。”【73】并且，也许最终即便后悔莫及，将不再会时间的概念了。
时光乃是上主造化。和其他的一切受造物一样，随着人类的堕落都失却了原有的无瑕性，并且时刻盼望着被救赎。上主圣化了受造物，允许他们与他一起享受天国的生命，时间也一起被圣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教会历法乃是神圣时间的肖像。显然地，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世俗的时间，可是它却与神圣无份。万有之内的时间与其他受造物皆不能以可见的圣像来表达，但其规律却藉着神圣的历史而被圣化。圣化的与世俗的时间、光明的喜筵与黑暗的肆虐水火不容。对于教会历法的羞辱乃是对圣物的亵渎，乃是将圣物污染，使其与天国相分离而被投入地狱的权柄。
格历的编纂者们的目的首要在于加强教皇及罗马教会的权威，它妨害了儒略历的纪年规则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亚历山大利亚教父制定的复活节计算法则系统，它已经在许多世纪的事奉中被圣化了。格里高利的改革一开始便“抛弃”了现实存在的10天，这体现了西方人当时普遍将时间视为掌中玩物的态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将宇宙变成了一堆冰冷的机械，人们妄图去制服宇宙万物。“邪恶之种”当时便已种下，并结出了苦果。【74】
20世纪的教皇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更详尽的解释。一位今日追求真相的人看到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腐败、世俗化及伪善造成了今天的堕落，并以另一种口吻来描述文艺复兴。如今社会的腐化堕落，究其根本，还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无限扩张的对于主宰万物的欲望——征服自身、宇宙甚至是上主。
为了免于空洞，让我们举一些事实吧。俄罗斯正教会一直致力于维护传自使徒的教会礼规。这不就是她能一直繁荣的原因吗？这不就是她能成为如今遇到信仰及道德桎梏的欧洲人希望的原因吗？
1988年我们庆祝了罗斯受洗的千禧年。自那之后，俄罗斯人民开始与基督一同生活，并在其艰辛的历史中她从未忘记她的“青年时期”（注：在此指罗斯受洗）。有人将俄罗斯称为“神圣的俄罗斯”（Holy Russia），乃是由于其历程而言的。然而，神圣的俄罗斯从未死去，反而活力旺盛。藉着正教人民的热诚祈祷她获得生命，藉着苦修士们的虔诚心灵她汲取活力，尽管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神圣的俄罗斯寓于修道院、教堂以及所有敬畏上帝人民中。
在背离基督的今天，俄罗斯正教会向世界宣扬她对基督圣爱的信仰。如今我们已经注意到，末世即将来临【75】，俄罗斯正教会持守着教会儒略历，成了维护上主所创的时间的榜样。尽管格历已经被所有国家所采用，却并不意味着它的无误性与实用性。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说道：“寻求上主并非通过暴力，而是信实。”
如今我们看到，在忘却了圣像很久之后，西方重新拾起了对她的兴趣。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作为时间的肖像的教会儒略历也有可能被重新采用呢？【76】
时间的前方——“第8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只知道它不是通过日月运动而计算得来的，而是献于上主的。也许我们甚至不能否认“时间”的“永恒性”。或许那“第8日”便是那位永恒者？【77】
基督的教会连接了现实与永恒。这首先在圣体血礼仪的奥秘中实现。存在于时间中的教会藉着基督的临在，变化了时间和整个世界。祈祷中的时光是进入永恒的上帝的国度的保证，在那里，“基督充盈万有，临在于众人”。我们这些藉着祈祷而获得生命、藉着阅读福音书和圣咏集而获得知识体验的人，似乎已经窥探到时间的本质。这奥秘发生于上主以一种无可言喻的方式访问我们而使我们感到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此时忘记了万物，而响应着基督爱的召唤，并发现我们已经超越了时间。关于这类教会的神秘体验，我们可以在教父的著作看到。圣新神学家圣西麦翁的训诫及颂歌中尤其得到生动的体现。
至于儒略历的误差以及对儒略历的一些反对意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那自天国降下的圣火便是一个绝佳（to its advantage）的例证。这个奇迹每年儒略历的圣周日都会在万人见证下发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00之久的时间的肖像是怎样的一种奥秘的祭献。
我谨以一位正教修士的话来总结我的文章：“时间是一个伟大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藉着某种象征来一窥究竟。儒略历乃是时间的肖像。如果我们想打破时间的概念，我们便必须将这肖像变成一种偶像，亦即格历。世界上有的是更精确的历法，例如美洲土著历法以及奥马尔•卡贾姆（Omar Khayyam）的历法，它在数学上更加精确，而以后也许会有天文学意义上更加精确的历法出现。但是我们不能任观察所得摆布。教会拥有着许多圣经与教父著作中蕴含的关于时间的奥秘。我们是这些奥秘的持有者，而我们必须为世界去发现它们。”
写于纽约 1988年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