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對於俄羅斯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恐怕是引發政治劇變的改革了，它大大改變了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狀況，也毫無疑問地改變了信仰結構。在這樣新的歷史背景下，俄羅斯教會開始將傳教工作視為重心之一。在過去的幾年裡，許多主教司祭，也包括許多俄羅斯教會的組織（multitudinous congregation）開始注意中國。毫無疑問，作為俄羅斯的近鄰以及當代全球發展的積極參與者，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教會內對於類似事件的重視表明了其神職意識（ecclesiastic consciousness）的重生——我們不僅僅拘泥於自身的重建，更向外拓展。救主訓誡我們：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瑪特泰福音：28：19》，但引用部分應為「教訓萬邦」），這也包括了偉大的中國。
同樣，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年也見證了信仰生命的復活。這對於那些宣稱信仰不過是未發展社會的垂死幽靈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們也許是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事實上儘管60年來政府一直實行無神論政策，但超過95%的中國人會定期參加各種宗教儀式。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政府曾經堅信國境內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將隨風飄逝，並且也曾人為地加速了這個過程。儘管文革時期政府這樣設想，改革開放的政策卻使得宗教傳統得以蓬勃復興。官方觀點認為這種傳統在國內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也是處理中國與外界關係的重要工具。
數十年來的鎮壓以及對任何公共宗教團體的殘暴操控之後，我們看到了國內多種信仰組織的復興，修院、寺廟和清真寺都被重建。總的來講，中國的宗教復興已經開始，而這要歸功於與轟轟烈烈的經濟進步一起發生的社會變革。不過直到如今，政府依然在盡力維持對宗教團體的控制，對他們依然保留著一定數量的法規限制。然而，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充滿活力的宗教活動，佛教、伊斯蘭教以及道教的宗教禮儀都被遵守著。實際上我們隨處可見遵從某個教派禮儀及戒律的僧人。修復的聖堂和宗教場所都加強著信仰的生命，佛堂充斥著信徒，宗教學機構也在歡迎求學者，這已經是數見不鮮的了。在中國，基督徒是這信仰團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據多個調查估計，人數已達3500萬至7000萬之間（更準確的數字無法得到，因為中國的大多數基督徒並非屬於合法教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其根本宗教政策就在於國內宗教組織獨立於國外宗教組織。中國的宗教組織不能受外國操控，因此，俄羅斯教會在中國的運作就顯得不可行了（我們需要比較一下，即便是羅馬天主教會在中國都不能聽命於梵蒂岡）。這時，政策壓力和時機的成熟都意味著中華正教會將呼之欲出了。1957年，中華自治正教會正式成立，她管轄了所有中國境內的教區（香港和澳門教區除外）。諸如使館區等法律管轄範圍之外的教區則根據教會法來決定其從屬。自從取得自治地位以來，中華正教會的一些教區裡，俄羅斯人仍然是主體，聖禮的語言也是俄語（在新疆和內蒙古的農村地區尤其如此）；在一些新開放的教堂裡（諸如北京和上海），聖禮則由中國司祭以漢語進行。
一旦成為了自治教會，中國教會的脆弱以及不成熟和政策壓力都迫使中國正教會面臨著維持獨立自主的難題——這一切都沒有外界的援助。中國法律保護外籍定居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他們可以參加中國教區的事奉。而這也就是或永久定居或暫住的俄羅斯人能夠為中國教會的信仰生活服務的合法邊緣：他們可以加入到屬於中華自治正教會的教區活動中，這些教區是合法的。然而當時中國地區正教會的信仰生活即便是如今也很難被視為可以接受的，這是由於教會面臨的複雜的歷史情況以及由此產生的難以逾越的困難引起的。
中華自治正教會產生的歷史時期遠沒有成熟到自治進程的展開。教會仍然急需外界援助，而政府又極力反對，中國教會根本就沒有機會開展當地的公會議（Local Council）：因此北京地區主教瓦西里（姚福安又稱姚雙林）成為首領的進程從來沒有完成，而教會前景更像是規劃而不是現實。
中華正教會的合法地位也是十分脆弱的：她沒有類似「正教愛國會」的組織，這種組織是為了響應政府要求而建立的，她作為溝通教會和政府的渠道而被政府所認可（類似的組織在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中已經建立）。因此正教會在國家層面上沒有被政府認可，也沒有形成一個合法的整體，因而實際上是多個地區自治教區的集合。此外，教產也被錯誤地處理，它們被放棄了。1956年3月30日，北京總主教維克托爾（斯維亞金，Святин）將所有教產交送給政府進行國有化，以期獲得政府對教會的友好態度。相比之下，天主教會與新教會都沒有將教產國有化。他們的一切財產都是被擄奪的——被巧妙地強加於其上，這也為文革之後部分不動產歸還天主教會和新教會提供了依據。
教區之間的不合以及北京教區主教瓦西里（姚福安）以及上海教區主教西麥翁•杜關於教會的牧養權的爭論都成為了教會健康成長的阻礙。最可悲的事情在於未能完成建立本國的司祭團這一最重要的任務：20世紀50年代，整個中國只有兩位主教和不多於20位中國司祭。相比之下，儘管面臨著迫害，中國天主教會已經明顯意識到了建立本國司祭團的重要性。50年代大量俄籍教民出境，廢棄了許多教堂，其中大多數由於無人事奉而被迫關閉。打個比方，正教開始隨著俄羅斯的離開而開始離棄中國：這表明了建立為少數民族服務的俄羅斯教會的方針的錯誤，因為當地居民都是中國人。
中國教會與俄羅斯教會的所有聯繫都被嚴重削弱了。20世紀50年代，由於良好的中蘇政治聯盟，上萬俄羅斯人居住在中國，中國政府也仍然允許建立自主教會的嘗試。但是隨著中蘇關係僵化以及中國與蘇聯及俄羅斯人大量離開中國前往蘇聯及西方，中國政府開始敵視正教會並執行無神論的宗教政策。60年代，中華自治正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一樣開始受到大規模迫害，並實際上摧毀了組織。許多教堂被拆毀，其他的或作庫房，或關閉。事奉被禁止，教產被沒收、搶奪或焚燬。如今我們可以在國內看到數十個教堂廢墟，特別是在東北地區。無數正教墓地被廢棄忽視。
在文革的苦難年代裡，新殉道者和牧者們的宣信榮耀了中華自治正教會，他們中很多現在也無從考據。許多司祭和平信徒被折磨致死或送著監獄「再教育」。許多殉道行為是有目擊者的，但是仍然需要時日去浮現。中國的這些政治活動導致了悲慘的結局，努力維護並交流虔誠的事奉生活的環境尚未完全形成，便被扼殺了。
文革時期過後，改革開放政策確立，之前被打壓的宗教組織開始在各地復興。其他方面，政府希望糾正文革時期的錯誤，國內政策形勢也有利於中國的正教教區。舉例來說，60年代，額爾古納河地區有18座教堂被毀，作為撥亂反正的結果，一座教堂在1990年建立。總的來說，中國政府將正教會視為俄羅斯少數民族的教會，因此將保護俄羅斯族（主要居住於新疆和內蒙古）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政策延伸開來。文革期間倖存的司祭和平信徒仍對基督和正教會保持忠信，在80年代早期，他們贏得了在多個城市恢復正教團體的許可。大多數情況下，政府負擔修繕先前被毀壞的教堂的費用（比如1986年政府出資修繕了烏魯木齊的聖尼科拉教堂，1990年修繕了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教堂，2000年修繕了伊寧的聖尼克拉教堂，1995年修繕了哈爾濱附近黃山區的施浸者聖約安教堂）。
1984年，政府允許重新開始哈爾濱的至聖誕神女帡幪教堂的事奉，並將部分教產歸還於當地正教團體。之前事奉於哈爾濱和大連的司祭格里高利•朱（逝世於2000年9月21日）成為了教堂的掌院司祭。從1986年至2000年，他一直是中國境內官方承認的唯一一位司祭。1993年俄羅斯代表團訪問中國，隨後格里高利司祭訪問了哈巴羅夫斯克和莫斯科，在那裡領受了傅油禮和聖髑，以便舉行在坡克羅夫斯基教堂的事奉聖禮。當格里高利司祭在世時，聖禮是以斯拉夫語舉行的，紀念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當格里高利司祭去世後，中國再也沒有一個教堂能夠讓境內居民（包括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參加事奉聖禮了（香港地區除外）。從2010年起，政府允許外籍基督徒偶爾在哈爾濱的至聖誕神女帡幪教堂舉行事奉聖禮。
1986年，新疆的俄羅斯族團體獲得了在烏魯木齊建造聖尼克拉教堂的許可。儘管由於缺少司祭而不能舉行聖禮，教堂還是於1990年建成了。直到現在這所教堂仍然未被祝聖。每到假日和主日，新疆的教徒們都會聚集到教堂裡進行自發的祈禱事奉。1990年，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教堂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地區（拉布達林）建立，2000年，在加琳娜•帕甫洛夫那•馬科洛娃（Галины Павловны Меркуловой，逝於2008年）的努力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寧建立了聖尼克拉教堂。2008年，政府宣佈將在塔城投資興建一座正教堂。
在北京，正教會的活動可以追溯到17世紀末，在首都，很多早期的遺跡至今依稀可見。一個老的正教公墓位於安定門附近，不過隨後被改為了青年湖公園。直到80年代末，毀於1986年的聖塞拉芬教堂仍然存留在公園裡，現在這裡是一座高爾夫球場，下面就是阿拉巴耶夫斯克市諸位殉道者及在義和團暴亂中喪生的眾位殉道者們的聖髑。之前位於南館的使館的誕神女獻主於聖殿（Holy Presentation）教堂也毀於80年代。北京鐘鼓樓博物館（Museum of Bells）也展出了兩個俄羅斯產的鍾——一個是傳教團鐘樓的，一個來自聖塞拉芬教堂。首次北京傳教團團長伊拉里雍（力扎伊斯基，Лежайский）院長的墓碑也收藏於的博物館。從19世紀末起，俄羅斯傳教團駐址都定於北官地區，現在是俄羅斯大使館。數個世紀以來，北館地區都是中國正教會的靈性中心。1956年，傳教團駐地被交付用做蘇聯使館，被祝聖以紀念義和團暴亂中喪生的中國殉道者們的北館地區主堂以及傳教團鐘樓都被毀了，聖母安息教堂被用作車庫，祝聖用以紀念中國地區主保之一的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的主教府小教堂被用作私人接待處（chamber receptions）的大廳。北官地區的事奉聖禮沉寂了四十年之久。
在20世紀90年代的後五年，俄羅斯使館見證了正教日常事奉的復興。這些聖禮在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教堂舉行，她由於在使館區而被保存。在俄羅斯傳教團取消之前，這座教堂一直作為主教座堂，以漢語進行著日常事奉。這座教堂是以中式風格建造的，也是中國正教會的象徵。現在由於俄國使館的決定這座教堂再次關閉，不在進行事奉。現在使用的聖母安息教堂，起著博物館的作用，她於2009年在使館區被重建。訪問這座教堂的機會即便是對於俄羅斯人來說也是很寶貴的。
北京的基督徒多次努力與政府交涉，希望能夠歸還一個用作祈禱的被毀壞或者被充公的教堂，但是未能得到滿足。箇中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於北京中國正教信徒的數量太少、組織散亂以及彼此不和；另一方面，首都的特殊地位也有所影響。
在上海，情況也與北京類似，政府仍然對交還教堂以供事奉態度曖昧。原因首先是上海沒有一個合法的正教團體。兩座現存的教堂：「罪人的保障」聖母大教堂和紀念尼科拉二世為主殉道的聖尼科拉教堂已經被政府用作建築地標並處於政府管轄之下。上海地區教會生活的混亂主要是由於教徒之間的不統一。團體沒有獲得合法地位，也沒有永久性的活動場所。兩位上海神職人員，司祭米哈伊爾•王和輔祭伊凡格爾•盧有時會參加由俄羅斯教會團體為俄羅斯人和外籍人士舉行的事奉。一些中國居民也和俄羅斯教民一起參加事奉聖禮。他們中有些在孩童時期便已受洗，那時尚在文革之前，之後他們多年都沒有機會再去宣認他們的信仰。2010年五月，准許暫時借用聖尼科拉教堂，用作上海外國正教團體居民的事奉之用。
2003年，俄羅斯正教會的活動在香港重新開始。聖彼得聖保羅昆仲會在至聖宗主教阿列克謝的祝福下成立。昆仲會的主要目的在於居住於香港的俄羅斯人的靈性牧養，也致力於扶助中華自治正教會。昆仲會進行漢譯正教典籍的工作。在過去的五年裡已經出版了中英文神學、禮儀和聖人傳記著作15篇，2008年秋天，俄羅斯教會公會議決定聖彼得保羅堂區。之前，從1933至1970年間，教區在香港一直有活動。恢復的教區按照俄羅斯教會的教會斯拉夫語進行事奉聖禮。現在，這是唯一一座有神父常駐、有合法地位和完整教區體系的教區。教區擁有一座主日學校、一座圖書館和一個俄語語言中心。除了教會事奉，教會還在香港內陸地區、台灣地區、新加坡及海外華人正教人士出版發行正教書籍。
我們還要說明，內陸教區沒有足夠進行正常事奉的實力：教區經歷不足，事奉也已經失卻；許多情況下，聖跡（例如之前供奉在伊寧的顯行靈跡的聖母聖像，Табынский образ Бажией Матери）、事奉物品以及禮儀書籍現在仍保存在政府手裡，而不是正教團體手中。所有中國正教教區的通病就是缺乏司祭和足夠的中文神學書籍、禮儀文本。教徒自己不能完成事奉，他們一直在國內外請求援助：比如，格里高利.朱神父時常接受來自日本及俄羅斯教會的援助。新疆和哈爾濱的教民向域外俄羅斯正教會尋求援助（主要是澳大利亞）。域外俄羅斯正教會聯絡部的檔案中記載了早至80年代來自北京、上海、伊寧、天津和南京的關於正教徒面臨的災難性的困難，並記載了他們要求幫助重組教會和教區生命。中國教區不能運作的核心問題在於缺乏司祭，這在數十年的信仰浩劫之後尤其嚴重。
1997年2月7日，正值中華自治正教會成立四十週年之際，俄羅斯正教會公會議決議將為中國正教會提供更多方式的援助。同時，會議決定，在中國正教會的公會議選出大主教之前，中國境內教區的牧養任務將由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轄區承擔。隨後的會議決定將新疆教區劃歸至哈薩克斯坦都主教區，內蒙古教區由赤塔主教區和後貝加爾邊疆區管理。為了使中國正教會教區走向正軌，加強俄羅斯教會和中華自治正教會、國務院管理的宗教事務管理局和研究正教的學者們的聯繫是很重要的。
為了能夠合理地幫助中國教會，就一定要瞭解中國現在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進程。中國現在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發展階段：由於無神論思想土崩瓦解以及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轉型期，中國現在面臨著靈性上的真空。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面，中國正教會基督徒數量翻了一番（而據保守估計，1949年以來，天主教至少四次翻番，而新教有二十次）。這被稱為「中國基督教的黃金年代」的幾十年中，中國大地出現了成千上萬個天主教或新教團體。這種情況是的一個新的名詞出現了：「基督教熱潮」，這意味著在中國，基督徒人數出現了迅猛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的宗教復興惠及了所有宗教。這是個複雜的現象，但首當其衝的就是無神論信仰的崩潰。同時，政府懲罰力度的降低，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已經和外界溝通的增多都是原因之一。此外，還有許多原因促成了信仰宗教的人口的增加。總體來說，我們要歸功於中國基督徒對於他們信仰的獻身：即便是在迫害與抑製麵前，人們都無畏地獻身於殉道行為，這為將來的國家的宗教信仰復興做好了準備。
我們有目共睹的中國宗教生命的復興是個很嚴肅的話題。我將從信仰、社會及政治三個角度來勾勒出這個複雜進程的輪廓。這三個方面都需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方面，一個是從基督教的傳統來看。在全球化和國家現代化的大環境下，二者相互影響形成了現代中國的結構。
我們需要指出，中國信仰的復興不僅與中國社會內部的轉變有關，也與中國宗教團體和外國同仁們日益增多的交流有關，除了內在之外，信仰的復興也體現在外表。就像法律管理這社會生存與發展一樣，參與到這個進程來的力量隨後成了形成整個中國社會的力量。基督教勢力有多個來源，而之中正教何去何從，仍然是個未知數。
基督教派別中惟一一個信徒數量不升反降的就是正教會。然而，發展的潛力依然存在，合理開展傳教活動非常重要。
除了教會團體之外，復興中國信仰生命的進程還涉及了許多其他實體（包括急需外界援助以實現正常化的正教會）。與正教世界交流的重要團體之一就是學術界，他們不斷地加大對基督教的研究力度（以前主要是研究西方教會，現在也開始研究正教會）。如何面對新的根本問題和挑戰是現在中國社會所需要研究解決的難題，現在中國的精英階層不僅僅準備檢驗基督教世界的價值觀，更是予以深深的贊同。現在，俄羅斯正教會已經準備要給那些疑惑正教是什麼的中國人以一個圓滿的答覆。
中國政府執政黨有力的控制影響著社會信仰生命的復興。中國政府承諾堅持社會經濟及現代化的自由，也面臨著如何保證迅速增多的宗教團體的忠誠的問題，他們正呼籲著脫離原來的監視控制政策而爭取更多的自由。如今，政府在宗教政策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維持宗教組織的忠誠與趨向獨立與淳樸的必然走向的平衡。中國一步步地走向世界，宗教問題將前所未有地影響著中國的對外政策。最重要的是避免宗教問題的過度政治化（比如正教會的現狀），以防被指控干預其內部事務。同時，宣佈要復興中國正教的俄羅斯正教會在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教會與政府商談，並為中國重新建立神職制度、教會組織和靈性教育的機構，以實現正教團體在中國信仰生活的正常化。
中國人口日益增長的遷移熱潮讓我們有了一個更廣闊的檢視中國正教情況的框架。如今我們已經很難將境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繫從這種討論中隔離開來。二者都勾勒出一個不受地域限制的華人世界。在拓展中國正教時應當超越地理界限，從而保證工作的完整性。這就是在中華文化圈傳播（包括中國本身、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國家和境外華人）正教的問題。華人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並不只是指在俄羅斯或者歐洲部分居住的，更不用說在東部地區了。
直到最近，俄羅斯正教會一直都是近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傳教的唯一一個正教會。然而，最近君士坦丁堡正教會也在台灣和香港建立了教會。根據相關協議，俄羅斯教會承擔了中國正教會的責任。我們需要說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舉動是對協議的否認，而中國教會的組織（canonical existence）也是依賴於俄羅斯教會的。如今，正教會內部對於中國地區傳教工作的協作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於中華自治正教會，實現正常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神學教育和司祭團隊的完善，同時也需要讓普世教會承認中華自治正教會。這些行動沒有大量的協助是不可能實現的。中華自治正教會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沒有主教和神父的牧養了，若是沒有友好協助，是不可能羽翼豐滿的。
如下措施是實現中國正教會正常化最可行的一些措施：
中國正教會的現狀可以說是悲慘的。如果這種情況繼續持續下去，十到十五年後，其原有的情形也會蕩然無存。為了避免這種悲劇的趨勢，中華自治正教會需要一個長期而廣泛的援助計劃。得益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以及俄羅斯正教會與中國特殊的歷史關係，我們完全有機會組織正教徹底遠離中國，並成為這個復興熱潮的主要參與者。
大司祭迪奧尼西•波茨德尼耶夫 2010年10月13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