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俄罗斯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引发政治剧变的改革了，它大大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也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信仰结构。在这样新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教会开始将传教工作视为重心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主教司祭，也包括许多俄罗斯教会的组织（multitudinous congregation）开始注意中国。毫无疑问，作为俄罗斯的近邻以及当代全球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教会内对于类似事件的重视表明了其神职意识（ecclesiastic consciousness）的重生——我们不仅仅拘泥于自身的重建，更向外拓展。救主训诫我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玛特泰福音：28：19》，但引用部分应为“教训万邦”），这也包括了伟大的中国。
同样，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年也见证了信仰生命的复活。这对于那些宣称信仰不过是未发展社会的垂死幽灵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们也许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事实上尽管60年来政府一直实行无神论政策，但超过95%的中国人会定期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曾经坚信国境内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将随风飘逝，并且也曾人为地加速了这个过程。尽管文革时期政府这样设想，改革开放的政策却使得宗教传统得以蓬勃复兴。官方观点认为这种传统在国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处理中国与外界关系的重要工具。
数十年来的镇压以及对任何公共宗教团体的残暴操控之后，我们看到了国内多种信仰组织的复兴，修院、寺庙和清真寺都被重建。总的来讲，中国的宗教复兴已经开始，而这要归功于与轰轰烈烈的经济进步一起发生的社会变革。不过直到如今，政府依然在尽力维持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对他们依然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法规限制。然而，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宗教活动，佛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的宗教礼仪都被遵守着。实际上我们随处可见遵从某个教派礼仪及戒律的僧人。修复的圣堂和宗教场所都加强着信仰的生命，佛堂充斥着信徒，宗教学机构也在欢迎求学者，这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了。在中国，基督徒是这信仰团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多个调查估计，人数已达3500万至7000万之间（更准确的数字无法得到，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基督徒并非属于合法教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其根本宗教政策就在于国内宗教组织独立于国外宗教组织。中国的宗教组织不能受外国操控，因此，俄罗斯教会在中国的运作就显得不可行了（我们需要比较一下，即便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都不能听命于梵蒂冈）。这时，政策压力和时机的成熟都意味着中华正教会将呼之欲出了。1957年，中华自治正教会正式成立，她管辖了所有中国境内的教区（香港和澳门教区除外）。诸如使馆区等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教区则根据教会法来决定其从属。自从取得自治地位以来，中华正教会的一些教区里，俄罗斯人仍然是主体，圣礼的语言也是俄语（在新疆和内蒙古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在一些新开放的教堂里（诸如北京和上海），圣礼则由中国司祭以汉语进行。
一旦成为了自治教会，中国教会的脆弱以及不成熟和政策压力都迫使中国正教会面临着维持独立自主的难题——这一切都没有外界的援助。中国法律保护外籍定居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参加中国教区的事奉。而这也就是或永久定居或暂住的俄罗斯人能够为中国教会的信仰生活服务的合法边缘：他们可以加入到属于中华自治正教会的教区活动中，这些教区是合法的。然而当时中国地区正教会的信仰生活即便是如今也很难被视为可以接受的，这是由于教会面临的复杂的历史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逾越的困难引起的。
中华自治正教会产生的历史时期远没有成熟到自治进程的展开。教会仍然急需外界援助，而政府又极力反对，中国教会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展当地的公会议（Local Council）：因此北京地区主教瓦西里（姚福安又称姚双林）成为首领的进程从来没有完成，而教会前景更像是规划而不是现实。
中华正教会的合法地位也是十分脆弱的：她没有类似“正教爱国会”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为了响应政府要求而建立的，她作为沟通教会和政府的渠道而被政府所认可（类似的组织在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中已经建立）。因此正教会在国家层面上没有被政府认可，也没有形成一个合法的整体，因而实际上是多个地区自治教区的集合。此外，教产也被错误地处理，它们被放弃了。1956年3月30日，北京总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Святин）将所有教产交送给政府进行国有化，以期获得政府对教会的友好态度。相比之下，天主教会与新教会都没有将教产国有化。他们的一切财产都是被掳夺的——被巧妙地强加于其上，这也为文革之后部分不动产归还天主教会和新教会提供了依据。
教区之间的不合以及北京教区主教瓦西里（姚福安）以及上海教区主教西麦翁•杜关于教会的牧养权的争论都成为了教会健康成长的阻碍。最可悲的事情在于未能完成建立本国的司祭团这一最重要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整个中国只有两位主教和不多于20位中国司祭。相比之下，尽管面临着迫害，中国天主教会已经明显意识到了建立本国司祭团的重要性。50年代大量俄籍教民出境，废弃了许多教堂，其中大多数由于无人事奉而被迫关闭。打个比方，正教开始随着俄罗斯的离开而开始离弃中国：这表明了建立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俄罗斯教会的方针的错误，因为当地居民都是中国人。
中国教会与俄罗斯教会的所有联系都被严重削弱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良好的中苏政治联盟，上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中国，中国政府也仍然允许建立自主教会的尝试。但是随着中苏关系僵化以及中国与苏联及俄罗斯人大量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及西方，中国政府开始敌视正教会并执行无神论的宗教政策。60年代，中华自治正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一样开始受到大规模迫害，并实际上摧毁了组织。许多教堂被拆毁，其他的或作库房，或关闭。事奉被禁止，教产被没收、抢夺或焚毁。如今我们可以在国内看到数十个教堂废墟，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无数正教墓地被废弃忽视。
在文革的苦难年代里，新殉道者和牧者们的宣信荣耀了中华自治正教会，他们中很多现在也无从考据。许多司祭和平信徒被折磨致死或送着监狱“再教育”。许多殉道行为是有目击者的，但是仍然需要时日去浮现。中国的这些政治活动导致了悲惨的结局，努力维护并交流虔诚的事奉生活的环境尚未完全形成，便被扼杀了。
文革时期过后，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之前被打压的宗教组织开始在各地复兴。其他方面，政府希望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国内政策形势也有利于中国的正教教区。举例来说，60年代，额尔古纳河地区有18座教堂被毁，作为拨乱反正的结果，一座教堂在1990年建立。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将正教会视为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教会，因此将保护俄罗斯族（主要居住于新疆和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延伸开来。文革期间幸存的司祭和平信徒仍对基督和正教会保持忠信，在80年代早期，他们赢得了在多个城市恢复正教团体的许可。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负担修缮先前被毁坏的教堂的费用（比如1986年政府出资修缮了乌鲁木齐的圣尼科拉教堂，1990年修缮了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教堂，2000年修缮了伊宁的圣尼克拉教堂，1995年修缮了哈尔滨附近黄山区的施浸者圣约安教堂）。
1984年，政府允许重新开始哈尔滨的至圣诞神女帡幪教堂的事奉，并将部分教产归还于当地正教团体。之前事奉于哈尔滨和大连的司祭格里高利•朱（逝世于2000年9月21日）成为了教堂的掌院司祭。从1986年至2000年，他一直是中国境内官方承认的唯一一位司祭。1993年俄罗斯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后格里高利司祭访问了哈巴罗夫斯克和莫斯科，在那里领受了傅油礼和圣髑，以便举行在坡克罗夫斯基教堂的事奉圣礼。当格里高利司祭在世时，圣礼是以斯拉夫语举行的，纪念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当格里高利司祭去世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教堂能够让境内居民（包括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参加事奉圣礼了（香港地区除外）。从2010年起，政府允许外籍基督徒偶尔在哈尔滨的至圣诞神女帡幪教堂举行事奉圣礼。
1986年，新疆的俄罗斯族团体获得了在乌鲁木齐建造圣尼克拉教堂的许可。尽管由于缺少司祭而不能举行圣礼，教堂还是于1990年建成了。直到现在这所教堂仍然未被祝圣。每到假日和主日，新疆的教徒们都会聚集到教堂里进行自发的祈祷事奉。1990年，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教堂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地区（拉布达林）建立，2000年，在加琳娜•帕甫洛夫那•马科洛娃（Галины Павловны Меркуловой，逝于2008年）的努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建立了圣尼克拉教堂。2008年，政府宣布将在塔城投资兴建一座正教堂。
在北京，正教会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在首都，很多早期的遗迹至今依稀可见。一个老的正教公墓位于安定门附近，不过随后被改为了青年湖公园。直到80年代末，毁于1986年的圣塞拉芬教堂仍然存留在公园里，现在这里是一座高尔夫球场，下面就是阿拉巴耶夫斯克市诸位殉道者及在义和团暴乱中丧生的众位殉道者们的圣髑。之前位于南馆的使馆的诞神女献主于圣殿（Holy Presentation）教堂也毁于80年代。北京钟鼓楼博物馆（Museum of Bells）也展出了两个俄罗斯产的钟——一个是传教团钟楼的，一个来自圣塞拉芬教堂。首次北京传教团团长伊拉里雍（力扎伊斯基，Лежайский）院长的墓碑也收藏于的博物馆。从19世纪末起，俄罗斯传教团驻址都定于北官地区，现在是俄罗斯大使馆。数个世纪以来，北馆地区都是中国正教会的灵性中心。1956年，传教团驻地被交付用做苏联使馆，被祝圣以纪念义和团暴乱中丧生的中国殉道者们的北馆地区主堂以及传教团钟楼都被毁了，圣母安息教堂被用作车库，祝圣用以纪念中国地区主保之一的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的主教府小教堂被用作私人接待处（chamber receptions）的大厅。北官地区的事奉圣礼沉寂了四十年之久。
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五年，俄罗斯使馆见证了正教日常事奉的复兴。这些圣礼在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教堂举行，她由于在使馆区而被保存。在俄罗斯传教团取消之前，这座教堂一直作为主教座堂，以汉语进行着日常事奉。这座教堂是以中式风格建造的，也是中国正教会的象征。现在由于俄国使馆的决定这座教堂再次关闭，不在进行事奉。现在使用的圣母安息教堂，起着博物馆的作用，她于2009年在使馆区被重建。访问这座教堂的机会即便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北京的基督徒多次努力与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归还一个用作祈祷的被毁坏或者被充公的教堂，但是未能得到满足。个中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于北京中国正教信徒的数量太少、组织散乱以及彼此不和；另一方面，首都的特殊地位也有所影响。
在上海，情况也与北京类似，政府仍然对交还教堂以供事奉态度暧昧。原因首先是上海没有一个合法的正教团体。两座现存的教堂：“罪人的保障”圣母大教堂和纪念尼科拉二世为主殉道的圣尼科拉教堂已经被政府用作建筑地标并处于政府管辖之下。上海地区教会生活的混乱主要是由于教徒之间的不统一。团体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也没有永久性的活动场所。两位上海神职人员，司祭米哈伊尔•王和辅祭伊凡格尔•卢有时会参加由俄罗斯教会团体为俄罗斯人和外籍人士举行的事奉。一些中国居民也和俄罗斯教民一起参加事奉圣礼。他们中有些在孩童时期便已受洗，那时尚在文革之前，之后他们多年都没有机会再去宣认他们的信仰。2010年五月，准许暂时借用圣尼科拉教堂，用作上海外国正教团体居民的事奉之用。
2003年，俄罗斯正教会的活动在香港重新开始。圣彼得圣保罗昆仲会在至圣宗主教阿列克谢的祝福下成立。昆仲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居住于香港的俄罗斯人的灵性牧养，也致力于扶助中华自治正教会。昆仲会进行汉译正教典籍的工作。在过去的五年里已经出版了中英文神学、礼仪和圣人传记著作15篇，2008年秋天，俄罗斯教会公会议决定圣彼得保罗堂区。之前，从1933至1970年间，教区在香港一直有活动。恢复的教区按照俄罗斯教会的教会斯拉夫语进行事奉圣礼。现在，这是唯一一座有神父常驻、有合法地位和完整教区体系的教区。教区拥有一座主日学校、一座图书馆和一个俄语语言中心。除了教会事奉，教会还在香港内陆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及海外华人正教人士出版发行正教书籍。
我们还要说明，内陆教区没有足够进行正常事奉的实力：教区经历不足，事奉也已经失却；许多情况下，圣迹（例如之前供奉在伊宁的显行灵迹的圣母圣像，Табынский образ Бажией Матери）、事奉物品以及礼仪书籍现在仍保存在政府手里，而不是正教团体手中。所有中国正教教区的通病就是缺乏司祭和足够的中文神学书籍、礼仪文本。教徒自己不能完成事奉，他们一直在国内外请求援助：比如，格里高利.朱神父时常接受来自日本及俄罗斯教会的援助。新疆和哈尔滨的教民向域外俄罗斯正教会寻求援助（主要是澳大利亚）。域外俄罗斯正教会联络部的档案中记载了早至80年代来自北京、上海、伊宁、天津和南京的关于正教徒面临的灾难性的困难，并记载了他们要求帮助重组教会和教区生命。中国教区不能运作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司祭，这在数十年的信仰浩劫之后尤其严重。
1997年2月7日，正值中华自治正教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俄罗斯正教会公会议决议将为中国正教会提供更多方式的援助。同时，会议决定，在中国正教会的公会议选出大主教之前，中国境内教区的牧养任务将由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辖区承担。随后的会议决定将新疆教区划归至哈萨克斯坦都主教区，内蒙古教区由赤塔主教区和后贝加尔边疆区管理。为了使中国正教会教区走向正轨，加强俄罗斯教会和中华自治正教会、国务院管理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和研究正教的学者们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为了能够合理地帮助中国教会，就一定要了解中国现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由于无神论思想土崩瓦解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中国现在面临着灵性上的真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中国正教会基督徒数量翻了一番（而据保守估计，1949年以来，天主教至少四次翻番，而新教有二十次）。这被称为“中国基督教的黄金年代”的几十年中，中国大地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天主教或新教团体。这种情况是的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基督教热潮”，这意味着在中国，基督徒人数出现了迅猛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复兴惠及了所有宗教。这是个复杂的现象，但首当其冲的就是无神论信仰的崩溃。同时，政府惩罚力度的降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已经和外界沟通的增多都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许多原因促成了信仰宗教的人口的增加。总体来说，我们要归功于中国基督徒对于他们信仰的献身：即便是在迫害与抑制面前，人们都无畏地献身于殉道行为，这为将来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复兴做好了准备。
我们有目共睹的中国宗教生命的复兴是个很严肃的话题。我将从信仰、社会及政治三个角度来勾勒出这个复杂进程的轮廓。这三个方面都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方面，一个是从基督教的传统来看。在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大环境下，二者相互影响形成了现代中国的结构。
我们需要指出，中国信仰的复兴不仅与中国社会内部的转变有关，也与中国宗教团体和外国同仁们日益增多的交流有关，除了内在之外，信仰的复兴也体现在外表。就像法律管理这社会生存与发展一样，参与到这个进程来的力量随后成了形成整个中国社会的力量。基督教势力有多个来源，而之中正教何去何从，仍然是个未知数。
基督教派别中惟一一个信徒数量不升反降的就是正教会。然而，发展的潜力依然存在，合理开展传教活动非常重要。
除了教会团体之外，复兴中国信仰生命的进程还涉及了许多其他实体（包括急需外界援助以实现正常化的正教会）。与正教世界交流的重要团体之一就是学术界，他们不断地加大对基督教的研究力度（以前主要是研究西方教会，现在也开始研究正教会）。如何面对新的根本问题和挑战是现在中国社会所需要研究解决的难题，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仅准备检验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更是予以深深的赞同。现在，俄罗斯正教会已经准备要给那些疑惑正教是什么的中国人以一个圆满的答复。
中国政府执政党有力的控制影响着社会信仰生命的复兴。中国政府承诺坚持社会经济及现代化的自由，也面临着如何保证迅速增多的宗教团体的忠诚的问题，他们正呼吁着脱离原来的监视控制政策而争取更多的自由。如今，政府在宗教政策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维持宗教组织的忠诚与趋向独立与淳朴的必然走向的平衡。中国一步步地走向世界，宗教问题将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是避免宗教问题的过度政治化（比如正教会的现状），以防被指控干预其内部事务。同时，宣布要复兴中国正教的俄罗斯正教会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教会与政府商谈，并为中国重新建立神职制度、教会组织和灵性教育的机构，以实现正教团体在中国信仰生活的正常化。
中国人口日益增长的迁移热潮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广阔的检视中国正教情况的框架。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将境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从这种讨论中隔离开来。二者都勾勒出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华人世界。在拓展中国正教时应当超越地理界限，从而保证工作的完整性。这就是在中华文化圈传播（包括中国本身、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国家和境外华人）正教的问题。华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并不只是指在俄罗斯或者欧洲部分居住的，更不用说在东部地区了。
直到最近，俄罗斯正教会一直都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传教的唯一一个正教会。然而，最近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也在台湾和香港建立了教会。根据相关协议，俄罗斯教会承担了中国正教会的责任。我们需要说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举动是对协议的否认，而中国教会的组织（canonical existence）也是依赖于俄罗斯教会的。如今，正教会内部对于中国地区传教工作的协作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中华自治正教会，实现正常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神学教育和司祭团队的完善，同时也需要让普世教会承认中华自治正教会。这些行动没有大量的协助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自治正教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没有主教和神父的牧养了，若是没有友好协助，是不可能羽翼丰满的。
如下措施是实现中国正教会正常化最可行的一些措施：
中国正教会的现状可以说是悲惨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十到十五年后，其原有的情形也会荡然无存。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趋势，中华自治正教会需要一个长期而广泛的援助计划。得益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俄罗斯正教会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关系，我们完全有机会组织正教彻底远离中国，并成为这个复兴热潮的主要参与者。
大司祭迪奥尼西•波茨德尼耶夫 2010年10月13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