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半島和東歐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土耳其、奧地利及蘇俄帝國的傾覆，也使得正教會結構上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屬於蘇聯國土的西界，如今發展為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新興獨立的國家，正教會的少數族群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教會。前三個國家在君士坦丁堡的轄區之下，而立陶宛在名義上則仍屬莫斯科管轄。當時大公宗主教在吉洪主教的反對下，在有數百萬的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波蘭，建立了獨立自治教會（1924）。二次世界大戰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的教會自主權再次受到打壓，波蘭的正教會首度被併入莫斯科的轄區，之後則又再度宣布獨立（1948）。
巴爾幹半島發生的變化則更為巨大。五個位於塞爾維亞的教區（蒙特尼哥羅、卡爾洛夫奇、達爾馬提亞、波士尼亞赫賽哥維那、舊塞爾維亞）在一位塞爾維亞主教的帶領下，在新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勒合併為一（1920-22）。同樣地，羅馬尼亞的摩拉維亞－瓦拉幾亞、特蘭西斐尼亞、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等教區亦合為一個新教區（1925），成為巴爾幹半島最大的獨立教會。最後在一些緊張與暫時的分裂之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於1937年終於承認阿爾巴尼亞的教會自治。
二次大戰後，共黨在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建立政權，然而他們並未企圖像1920及30年代俄國的宗教迫害一般清算教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教會和國家在法律上是分開的；在羅馬尼亞，正教會卻保持與共黨政府的連結；塞爾維亞教會因為對德國人始終保持強硬的反抗態度，使其能夠保有比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教會更多的自主性。然而一般而言，巴爾幹半島的這些教會和莫斯科教會一樣皆有對新政權效忠的態度；如此一來，他們方能保有幾間神學院、一些出版品、以及自由敬拜的機會。捷克東正教的遭遇亦頗雷同，並於1951年由莫斯科主教區聯合組織成為一所獨立教會。唯一的例外是阿爾巴尼亞，共黨政府在1966到1968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宣佈徹底清算宗教組織。
在所有東正教國家中，希臘正教會是唯一自19世紀起保有合法國家教會身分的；也就是說，20世紀後的希臘政府也同樣支持正教會。此外，教會也發展出一個成功的國內宣教團體–佐伊兄弟會（「生命」），其組織乃是參考西方教會團體的模式，在興建教會學校上成果豐碩。
東歐的共黨政權在1980年代後期及1990年代初期陸續垮台，國家對教會的控制有效解除，使得當地得以擁有嶄新的政治與宗教自由。
東正教在中東的發展
在希臘－土耳其戰爭之後，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口全部又回到了希臘（1922），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的轄區也因此減少到僅剩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堡）和周圍地區的希臘人，這些人口近年來又迅速減少到僅存幾千人，然而大公宗主教仍為東正教會名義上的龍頭，同時也管理一些少數宗派及希臘群島的教區。普世教會在羅德島、貝爾格勒、日內瓦、及其他幾個城市皆召開泛東正教會議，並開始準備成立正教會的「聖務總議會」。
和大公宗主教區一樣，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等地的老教區都是拜占庭帝國過去的遺蹟，但直到如今，這些地方仍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亞歷山大為新興的非洲群居的中心（參見以下「東正教的傳播與宣教」）；安提阿在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設有教區，是阿拉伯最大的基督教區域；耶路撒冷則是基督教的主要聖地。
塞浦路斯與喬治亞兩地的古老教會，由於特別的歷史背景，在東正教姐妹會中仍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西元431年之後的自治教會中，塞浦路斯在連續遭到佔領及阿拉伯、十字軍、威尼斯人、土耳其人、及英國人的壓迫之後依舊存留了下來。在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地區裏，樞機主教通常會被希臘塞浦路斯基督徒視為行政長官，其中樞機主教馬卡里奧斯（Makarios）於1960年就成為塞浦路斯共和國獨立後的第一位總統。喬治亞教會位於高加索山區偏僻之處，1801年成為俄國帝國的一部份，也是早期基督教傳統的見證者；它早在第六世紀即從安提阿母會中獨立出來，並以自己的語言發展出文字與藝術文化，他們的領導人頭銜為傳統的「大主教」。俄國人於1801年併吞了喬治亞後，便逼迫喬治亞的自治教會，教會也由一個俄國「總督」統管，直到1917年喬治亞人才重獲教會自主權。在歷經1920年代的嚴重迫害後，喬治亞教會仍以一個自治教區的狀態存留至今。
東正教在美國的發展
當俄國的宣教版圖擴張到偏遠的西伯利亞時（參見以上「帝俄時期的教會發展」），東正教首次在現今美國的阿拉斯加及西海岸登陸。俄國傳教士一開始於1794年落腳科迪亞克島，其中包括聖赫曼（1837年去世，1970年被封為聖徒），他秉持著苦修的精神，不惜和俄國貪得無厭的商人對抗，以免當地原住民遭到剝削。美國買下阿拉斯加之後，神聖宗教會議於1870年設立獨立的「阿留申群島與阿拉斯加教區」；1900年，教區遷至舊金山，並改名為「阿留申群島與北美洲教區」，轄區遍及整個北美洲。1880年間，美國的東正教會接收許多從加利西亞和喀巴索—俄羅斯移民的東正教徒，這些教徒多半居住在北部的工業大州或加拿大；同時也牧養來自塞爾維亞、希臘、敘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家的移民。然而，一些希臘和羅馬尼亞的移民團體，寧可直接從祖國邀請神職人員，也不願意和美國的主教做正式的聯繫。1905年，美國的樞機主教吉洪（Tikhon,
即後來的莫斯科大主教）在俄羅斯的宗教大會上提議建立獨立自治的美國教會，以符合教會內多元文化的特性，他同時預測其會友終究會被美國化，因此鼓勵教會將教會儀式翻譯成英文。
然而俄國大革命後，俄國教會內悲劇不斷，教會的行政系統完全瓦解，當地的移民紛紛尋求祖國教會的庇護，而聖吉洪的提議也因此受到阻礙。1921年，大公宗主教梅勒蒂烏斯四世（Meletios
IV Metaxakis）建立「南北美洲希臘總教區」，事後各民族的教徒又設立更多分支，再加上許多獨立派系的形成，使得東教會的組織陷入一片混亂。
抵制教會分歧的現象最後在1950年間形成，各個教區開始協同合作，神學教育也逐漸有系統，這些力量凝聚信徒們的向心力。1960年，「美國東正教權威主教常務議會」（SCOBA）正式成立。到了1970年，莫斯科的宗主教決定復興聖吉洪於1905年所提出的案子，正式宣告美國將成立自治的教會，並將其命名為「美洲正教會」（OCA），使美國教會能從其他國家中獨立出來。然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強力反對此項決議，他不但拒絕此美國希臘教區於1970年所提出的自治請，並重申不得在教會儀式中使用英文。這次美國東正教的危機，牽涉到西方國家對東正教教義的認知、和是否保過去留民族傳統的聯繫。
海外流亡、曆法改變與宣教
一次大戰後，數百萬名東歐人分散到許多正教會未曾出現的地區。俄國革命引起一陣龐大的移民潮，其中主要移居到西歐－特別是法國，包括顯赫的教會人士、神學家，和基督教學者，如布爾加科夫（Bulgakov）、別爾佳耶夫（Berdyayev），曾考夫斯基（V.V.
Zenkovsky）等，他們不僅在巴黎建立聲譽卓著的神學院，並對合一運動帶來極大的貢獻。1922年，吉洪宗主教指任大主教伊夫勒基（Evlogy）進駐巴黎，以領導海外流亡的教會。然而，大主教的威信卻受到一群主教的挑戰，這些主教離開他們的俄羅斯教區，與白軍一同撤離，並在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奇以塞爾維亞教會的訪客身分尋得庇護。儘管多次試圖調停，卡爾洛夫奇的「宗教會議」仍拒絕甫復位莫斯科宗主教的任何政策，指控莫斯科高層與共產黨人勾結，並出賣教會。教會將總部移往紐約，別名為「海外俄國東正教會」。該教會以其宣教工作、信仰虔誠，及反對合一及現代主義的堅定立場而聞名，但與官方的東正教轄區和教會並無教規上的關聯。近來，俄國東正教會美國分會（ROCA）集合某些溫和的傳統人士和舊曆法派教會，形成與合一主義對抗的陣線。「烏克蘭流亡東正教會」的情形亦相雷同，其他流亡團體則在大公宗主教的聲援下尋求庇護。
西元1924年，大公宗主教區改變傳統的朱利安教會曆法，轉而採用所謂的「改良式葛利果曆法」，很快地獲得其它東正教會的認可，卻因此在希臘、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皆造成非常嚴重的分裂。同時，希臘舊曆法派團體對官方教會聖禮的正當性也產生歧見，而官方教會失控的反撲只讓分裂情形加劇。原先只是單純針對歷法改變而抗議，轉而成為對任何合一計畫的反對運動。他們認為，曆法改變只會讓教會走向現代化與世俗化。某些激進的舊曆法派成員，最後終於將自己從其他東正教會中孤立起來，而那些認同官方教會聖禮合法性的溫和舊曆法派，亦棄絕與其他教會的交流，等待他們返回傳統正途。
二次大戰後，眾多的希臘人口移民到西歐、澳洲、紐西蘭及非洲。在東非，這些希臘移民很快地吸引當地許多黑人改信東正教；對他們而言，東正教的禮拜與聖餐儀式比西方基督教較為教條式的制度來得更容易接受，此外他們眼中的東正教跟過去殖民政權無關，因而成為一種優勢。隨著本土神職人員人數的增長，信仰東正教的族群正散佈至烏干達、肯亞、及坦尚尼亞，沒有前俄羅斯傳教團在阿拉斯加和日本那麼專門的規劃，這些新興教會在非洲基督教中帶來有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