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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统治时期的东正教 (1453-1821年)

基督徒离群索居 | 与西方的关系
基督徒离群索居

一般回教徒相信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圣书之民”,认为他们的宗教并非全盘错误但有缺完整。因此,只要基督徒顺服哈里发(回教领袖)的威权和回教政府的统治,并且依规定纳税,就能享有应有的尊重和敬拜的自由,但向回教徒传教或使回教徒改信基督教则属重罪。实际上,基督徒当时已经被迫离群索居而且成为少数族群部落,他们被称为所谓拜占庭帝国的遗根,或是被伊斯兰征服的“罗马国”自治区。
西元1454年,回教首领允许在基督徒中选出一位主教来作为遗族的“百支”,也就是全体基督徒遗族部落的领袖,希腊文为“壹土那克”(ethnarch);他有权统治整个土耳其帝国下的基督徒,并且行使抽税和司法的权力。在新制度之下,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地位和管辖权无论在地理上或实质上都大大地扩张:一方面因著所赋予的特权,他可以无视于同侪(其他东正教的主教)的存在,另一方面,他的权势已经不再仅限于教会之内,更包括政治上的地位。对于被奴役的希腊人来说,他不仅是拜占庭教长的接班人,更是皇帝的继承者。在回教的土耳其人眼里,他则是拜占庭遗族中的官员和统治者。为了表现出这些新的权力,宗主教模仿了皇帝的装扮,包括戴法冠、留长发、配戴代表权柄的老鹰徽章、及其他象徵皇室的衣著。
这个新制度带来许多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得以名正言顺的继续存在。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当时的教会是唯一的教育管道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因此教会的声望也逐渐提高。此外,随著对宣教活动的限制,教会开始按种族来辨认会友身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的制度也更加巩固法纳尔人(现称“法纳人”,为希腊贵族,来自当今的伊斯坦堡)独揽大权的局面,因为整个基督徒的族群和社会都归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和其希腊幕僚统治,使得教长一职非法纳尔人莫属。如此一来,希腊的主教逐渐占据了所有高官位置。当时中东的教区实际上就是由法纳尔人统治。到了西元1766和1767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教会也分别受到法纳尔人出身的主教撒姆尔·韩契利(Samuel Hantcherli)的压迫。在土耳其政权支持下的希腊人统治,逐渐受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及罗马尼亚人的厌恶,尤其随著土耳其政权的愈加残暴、赋税日益沉重,导致现代民族意识开始萌芽。
然而,法纳尔人在教育及知识上的推动,功劳不容忽视,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这些资源给备受逼迫而离群索居的基督徒。因著土耳其政府所给的方便,法索尔人得以在罗马尼亚的摩达维亚和威拉奇亚两个大公国兴建学校、推动希腊文,对希腊文化的再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与西方的关系

自从土耳其人于西元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义大利佛罗伦斯联会的运作就完全停摆。到了1484年,一群主教主持的会议正式谴责这个联会;包括回教首领及多数希腊东正教徒,都主张和西方的基督徒团体断绝政治上的往来。帕里奥洛格王朝期间的拜占庭文化复兴运动,是第一个回教占领下的多元产物。东西方的理性对话这时已中断。藉由敬拜仪式和隐修制度,东正教得以完整地在此拜占庭世界中被保存下来。少数自学有成的修道士秉著过人的才华,藉著文章的发表和写作把东正教的传统发扬光大。这其中最突出的首推圣尼可迪马斯(St. Nicodemus of the Holy Mountain, 1748-1809),他编辑了有名的灵修经典《慕善集》,同时也将西方的属灵作品(例如耶稣会创始人罗佑拉依格纳帝士的文章)改编、翻译成现代的希腊文。
对于来自希腊、斯拉夫、或罗马尼亚的东正教徒而言,获得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西方留学,然而许多人也因此脱离了原有的神学和属灵传统。
西方世界尽管无知和偏见,却长期对东方教会充满兴趣;有时是出于真诚与好奇,有时则出于政治及宗教上的考量。西元1573到1581年间,德国的路得宗开始双方漫长的书信往来,其中包括宗主教耶利米亚士二世(Patriarch Jeremias II, 1572-95年在位)的答覆信。这无论在历史上多么引人津津乐道,仍可看出当时改革宗和传统东正教会间所缺乏的共识。
由于腐败的土耳其政府长期玩弄外交手段,17世纪之后东西方的关系也益加恶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称作“哈拉吉”(kharaj)的课税名目,这是每次主教选举时对基督徒抽的税;西方的外交官通常会藉由提供缴纳税额,为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卡位。例如,法国和奥地利大使会支持那些让罗马天主教进入基督徒部落的候选人;而英国和荷兰的代表则支持那些带有新教色彩的主教。其中1620到1638年间,一位接受西方教育且才华洋溢的主教西里欧卢卡斯(Cyril Lucaris)即经历了五次当选、五次罢免。他在位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1629年在日内瓦发表的“信仰告白书”,内容充满喀尔文教义精神(亦即新教改革宗教义),但他最后却在亲法和亲奥党的教唆下,被土耳其士兵杀害。接下来的六个东正教会议纷纷声明谴责西里欧的信仰告白书,包括1638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1640年的基辅会议、1642年的杰西会议、1672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1672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以及169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为了导正前面的谬误,驻扎于基辅的大主教彼得·莫奇拉(Peter Mogila)于1640年发表了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告白书,紧接著耶路撒冷的主教多兹休斯·罗塔拉(Dositheos Notaras)也在1672年发表自己的告白书;两人(尤其是彼得·莫奇拉)受到拉丁派基督教强烈的影响。
教会在历经了一连串的事件之后,终于在18世纪引发了一波强烈的反西方效应。西元175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决议,所有西方基督徒-无论是拉丁派或新教徒-,所受的圣礼仪式无效,而唯有经过东正教会的洗礼方属教会成员。直到20世纪,希腊教会才停止这项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