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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被视为“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其来有自的，因为信仰已深植拜占庭生活的每一处角落：拜占庭假日就是宗教节庆，竞技场中的赛事用敬拜赞美揭开序曲，贸易契约上标十字记号以祈求三位一体上帝的见证。而在如今这个不亲近神的世代，想要理解为什么社会中各个阶层无论是平信徒或神职人员、穷人或王室、受过教育或目不识丁，都对信仰抱持难以言喻的狂热，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君士坦丁堡见不到一点异教信仰的痕迹。但是，基督教本身却因冲突而分裂，新的异端思想陆续出现，人人均有自己的神学。尼撒的贵格利就如此写道：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匠和奴隶，他们都是学问高深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道中讲道。如果你要找个人，将一块银子换成零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如果你要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如果你借问澡堂何处有？你得到的答覆是圣子不是由血气而成的。” 这些稀奇古怪的对答反应出宗教会议所面临的窘境，激动的情绪迫使会议难以维持应有的庄严甚至趋向失控。正如拿先斯的贵格利半开玩笑地说：“我只能远远的向会议致敬，因为他们实在是麻烦的一群。我永远不想再和这些吵杂的呆鹅处在一块。”神父们有时会运用一些令人质疑的手段来达成他们的目的：例如亚历山大圣济利禄在和涅斯多留的争执中，贿赂王室并以僧侣组成的私人军队胁持以弗所。然而圣济利禄会运用这样极端的手段，不过是出于对“正义必胜”的强烈渴慕。有时教徒口气显得尖酸刻薄，也是为了守护正教信念，或许这种狂热所导致的混乱总比冷漠好。东正教并不认为与会者的不完美是个问题，因为圣灵会带领他们走向正确的路。 拜占庭主教除了出席各项会议以外，亦是真诚善待会友的好牧人、在需要时会伸出援手的良友和守护者。著名主教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毕生致力于对贫困受迫者的关怀，也可发现在其他主教身上；例如亚历山大主教圣约翰（死于619年），将其所有的财富奉献给哪些他称为弟兄姐妹的穷人。在他耗尽自己的资产后，转而求助于其他支援。根据当代的纪载，他曾说：“如果某人不存恶心，为了救助衣衫褴褛的穷人而强行剥下富人的袍子，这也是没有罪的。那些你们唤作贫民乞丐的，我称呼他们为主人、助手。因为他们－也只有他们，能引导我们进入天堂的国度。”他慈悲慷慨的举动受到拜占庭教会的重视，慈善工作也成为教会主要的任务。 当基督教历史开始向第二个千禧年迈进，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正处于世界教权的顶峰，就算是政治重镇罗马或法国加洛林以及日耳曼鄂图王朝统治下的欧洲都无法与之匹敌，可说是基督教文明发展的中枢。帝国在马其顿王朝统治下开始积极扩张版图，自美索不达米亚到那不勒斯，从多瑙河到巴勒斯坦。其教会不仅随著政治力的延伸而扩张，宣教的脚步也越来越广，甚至超越疆界，进入俄国和高加索山。
从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到第六世纪查士丁尼一世，“普世国度”的意识形态广为盛行，认为属世的国度就是上帝国度的实现；基于同样的观点，使得教会和国家成为奋斗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是皇帝，不只是单纯的领导者，还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如果拜占庭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皇帝的君主政权就像上帝在天上的一般；因此人民在教会俯伏敬拜耶稣的圣像，在宫廷自然也该朝拜皇帝。皇宫精致奢华宛如迷宫般复杂的规模建筑、栩栩如生的兽雕、嗓音清丽的鸟儿，都为要彰显皇帝身为上帝代理人的地位。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根尼蒂斯写道：“藉此，我们才能体会造物主在宇宙中巧妙的运筹帷幄，使皇家权力妥善有序的保存。”皇帝在礼拜仪式中得享特殊待遇，他虽然不能主持圣礼，却可以像祭司一样在内殿以双手领受祝谢过的面包，以圣杯饮用赐福过的葡萄酒，而不像平常人以汤匙领用圣餐。另外皇帝也能讲道，并于某些盛宴中，在祭坛上主礼敬神。现在东正教主教的祭袍，就曾经是皇帝在教堂所穿的礼袍。 在拜占庭的体制下，信仰和世俗、或教会和国家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际，两者皆是共同体的一部份。难以避免的，皇帝开始涉入教会事务，“皇帝兼教皇”、“矮化教会”等控诉也甚嚣尘上。虽然教会和国家密不可分，毕竟还是两种不同的体系，需要密切合作时，神职人员（祭司职）跟王室权力（帝权）各自有习惯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合谐一致，且不在对方掌控之下。 这就是查士丁尼大帝所订立法条下的精神，并在拜占庭时代的法律中多次出现。以皇帝约翰堤米斯（John Tzimisces）的话为例：“我视教会和国家为两个不同机关，造物主将人民的灵魂托付给神职人员，将人民的身体交管给国家。两者相辅相成，世界就能繁荣昌盛。”因此皇帝的任务就是召开宗教会议、使其决议赴诸实行，但他不得逾越权责决定当中决议，因为这是主教的权责－藉由集会确立信仰的内容。这是上帝赋与主教的任务，正如皇帝是正教的守护者，并不是信仰的阐述者。不能否认的，皇帝时常越权干预教会事务，但当一些严重到足以影响核心信条的举动出现时，教会当局会迅速声明他们的自主信念。像是历来许多皇帝都想破除圣像崇拜，尽管总是遭到教会成功的回绝。在拜占庭历史上教会和国家密切依赖，但谁也不附属在对方之下。 今日东正教内外对拜占庭帝国以及拜占庭所表现的基督教体制，严厉批评的声浪不曾止息。然而拜占庭的信仰完全错了吗？他们相信耶稣－那位道成肉身的救世主以自己的宝血救赎全人类，因此得为个人甚至全体社会的灵魂和组织施洗。他们企图创造出富含基督精神的政体和日常生活；我们可以说，这正是拜占庭相信并实践“道成肉身”的具体表现。不过这样的企图却可能暗藏错误：拜占庭视属世的拜占庭帝国就是上帝的国度，希腊人（或者说罗马人，这是他们称呼自己的方式）就是上帝捡选的子民。然而拜占庭帝国显然离他们自己的理想相当遥远，造成的挫败是相当悲惨的。拜占庭内的诈骗、暴力、残忍是众所皆知而无需赘述的。这些都是事实，却又不是事实的全貌，因为在拜占庭诸多缺点的表象下，仍存在被圣灵鼓舞的伟大远景－让神的国度降临。君士坦丁堡藉由成为“新罗马”，其主教的权力因著和皇帝、议会共处一地而大大提升，因此又有“大公宗主教”之称。就名义上阶级制度的五名宗主教地位而言，他位居第二，上有罗马主教，下有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主教；然而实际上后三位主教因为辖区在第七世纪遭到中东阿拉伯人的占领而被剥夺所有的权力。因此也只有后来位处东方基督教国家中心，新兴的斯拉夫教会能够挑战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拜占庭教会和国家独特的关系在西方常被称作“政教合一”，意指国家统治者身兼教会最高领袖。而官方的记载比喻皇帝和主教的统治为“双头政治”，就是有双重权力的政府，好比人的灵魂和身体。实际上皇帝的地位几乎高过所有主教，仅有少数几位主教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尼可拉斯米斯提克主教（Nicholas Mystikus, 901-907, 912-925年在位）和圣波里克多主教（Polyeuctus, 956-970年在位）就曾因为皇帝不守教规的行为而将其逐出教会。在信仰和教义的范围内，皇帝绝对不能强加自身意志，特别是违背教会认知的状况，这样的例子在中世纪罗马屡见不鲜，也反映政教合一在拜占庭并非无限上纲。 查士丁尼大帝在第六世纪建造的圣索非雅大教堂，是当时东正教世界的核心，也是至今最雄伟的基督教建筑。根据俄国历史记载，基辅王子伏拉地米尔（Vladimir）的外交使节在西元987年参访后回报说道：“我们不知置身于天堂还是地上，但可以确信的是，再也没有像这样雄伟壮丽的建筑了。”圣索非雅大教堂内礼拜堂独特的样式，受到后世其他地方争相模仿。这种模仿完全出于自发，基于君士坦丁堡在道德及宗教上的威望，因此现在所有东正教教堂都展现出第九世纪拜占庭的风貌。
修道院的隐修制度在拜占庭的信仰生活有著关键性的角色，同样也影响其他正教国家。有人说道：“想要深入正教信仰的灵性层面，首先要从隐修制度著手。”“正教信仰有许多灵性部分值得去发掘，而隐修制度是其中最经典的。”修道院的生活最早始于第四世纪埃及和叙利亚一带，从那迅速扩展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随著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基督信仰成为宗教主流，隐修制度的顺利发展显然不是巧合。修道士的苦行生活可以看作是早先殉道者为信仰撒下鲜血的替代；他们的作为导正当时基督徒所遗忘的重要观念：拜占庭只是个象徵而不是实体，神的国度并不在地上。僧侣离开社会进入旷野，实现了他们在教会预言和末世宣教的任务；他们要提醒世人，神的国并不在这个世上。 隐修制度有三种，都始于西元350年的埃及，并且到现在都还能在东正教会中看见。第一种是遁世者，居住在简陋小屋或洞穴，或在坟场中、树枝间、柱顶上，独自过著隐士的禁欲生活，最佳的典范是隐修制度之父，埃及的圣安东尼（St Antony of Egypt, 25l-356）。第二种方式是僧侣的群居生活，住在修道院中遵守共同的戒律，著名的先驱有埃及的圣巴格米（St Pachomius of Egypt, 286-346），他订立的隐修教条后来被西方的圣本笃引用。圣大巴西流主教圣师是群居修行强而有力的提倡者，他关于禁欲的著作对东方的隐修制度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他受到叙利亚一带的启发远多于他所修行的巴可敏修道院。他强调和社会的互动，力主修道院应该更关心贫穷和生病的人，维持医院和孤儿院的运作，尽最大所能造福社会。但是相较之下东方的隐修制度对社会的实际行动远不如西方所做的：他们选择透过祷告来祝福，认为僧侣实际上做了什么并不如他的本质来得重要。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隐士型态”，不同于前者单一的群体生活，取而代之的分为许多关系更密切的小单位，每单位约有二到六人，听从单位内长者的教导。埃及半隐士型态的中心在尼崔雅（Nitria）和塞提斯（Scetis），于第四世纪末期出了许多著名的修士，包括尼崔雅的创始人安门（Ammon）、埃及和亚历山大的两位马卡里乌斯（Macarius）、庞特斯的艾桦革士（Evagrius of Pontus）以及大阿尔塞尼（Arsenius the Great）。不只在东方，就连遥远西方的凯尔特基督教也存在半隐士的修行。从隐修制度开始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为了完成神召的使命，拜占庭世界也出现了许多修女的群落。
身为隐修制度的发源地，埃及被视为第二块神圣净土。来到耶路撒冷的信徒认为，除非能一访尼罗河畔的苦行居所，否则他们的朝圣之旅无法圆满。到第五及第六世纪隐修运动的领导地位转移到巴勒斯坦的圣尤锡米乌斯（St Euthymius the Great, 死于473年）和他的门徒圣撒巴（St Sabas, 死于532年）。圣撒巴在约旦河流域一带创立的修道院仍存在至今，这也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所属的支派。另一所拥有长远历史的，是西奈山的加大利修道院，由查士丁尼大帝所建立（在位期间527-565年）。由于巴勒斯坦和西奈山一度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修道士的卓越成就在第九世纪又回到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西元799年成为修道院院长的圣狄铎重振了修道士的团体并且修改规章，吸引了更多僧侣前来。 第十世纪以来，东正教隐修制度的重地转移到亚撒斯山（Mt. Athos），它位于希腊北部爱琴海上一个多岩石的半岛，岛上最高峰有6,670英尺高，又称“圣山”。亚撒斯山有约二十多所有纪律的修道院，为数众多的苦行所以及遁世者的小室。隐士们就定居在这些岩地上，全盛期甚至高达四千多名僧侣，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大劳拉（Great Lavra）修道院出过26名教长和144名主教。这也证明亚撒斯山在东正教历史的重要性。
在东正教的隐修制度中并无所谓的“教团”。在西方，僧侣可能属于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熙笃会（Cistercian）或其他的教团组织；但在东方，僧侣不过是一个大团契下的成员，附属在某个修道院中。西方作家有时提到东正教的僧侣会以“巴西流修道会修士”或“巴西流教团僧侣”称之，但这是不正确的。圣巴西流是东正教修道院制度中的重要人物，但他并未建立任何教团，虽然他的成就包含订立隐修规则，但这和圣本笃的教团规章完全是不同的意函。
东正教隐修制度中有个独特的人物叫做“长者”或“老者”，指的是有敏锐属灵智慧的僧侣，其他的僧侣乃至世人都会向他们请益指引方向。有时他们会身兼祭司的职责，但通常只是普通的僧侣，并不会有特别名号上的任命，而是被圣灵直接引导。这些长者也可以是女性，因此在正教信仰中有“教父”、“教母”的存在。当人们向他们求助时，他们能代为从神领受明确的旨意，这是一项神所赐予的特别恩赐。最著名的是圣安东尼，在他生命的前半段－约从十八到五十五岁间，他选择离群索居的修行步调；后来，他不再封闭自己，开始接待访客。在他身旁围绕著一群门徒，门徒之外又遍布数不尽的民众，许多是从远方来的，向他寻求指引；人潮的川流不息就像其传记作者亚大拿西所记载的“他宛如是全埃及地的医生”。圣安东尼之后有许多后继者，大多数就像圣安东尼一样，在旷野中开始修行，以备未来重返社会。而在旷野的目的为要在寂静中找寻真实的自我、聆听上帝的话语，当具备长者所需要的恩赐之后，才能离开小室，回到原来的世界。 随著数个世纪的演变改进，隐修运动在首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持续兴盛。位在君士坦丁堡的Studion修道院拥有超过一千名的僧侣，专心致力于敬拜祷告、顺服和节欲苦行的生活。他们相当反对政府以及教会的官僚气息，捍卫正统教条不对强权低头，其教条（隐修生活守则）受到后世修道院广为采用，特别是位于俄国基辅著名的洞穴修道院。西元963年，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 Phocas）向圣亚大拿西提供保护，后者的大修道院迄今伫立在阿索斯山。新神学家圣西蒙（St. Symeon, 949-1022），同时也是君士坦丁堡圣玛门斯修道院院长，其诸多著作是东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最佳典范，对于后世东正教属灵发展有莫大影响。 就历史角度而言，最重要的事件要属拜占庭帝国将宣教的版图扩展到整个东欧。在第九世纪，保加利亚以东正教作为国教，沙皇西蒙（893-927）在普斯拉夫（Preslav）设立行政独立的教区；之后沙皇撒拇耳（976-1014）又在欧克瑞（Ohrid）设置另一个独立教区。至此，斯拉夫语系的拜占庭教会主掌了巴尔干半岛。东正教里难得一见的政教分离虽在拜占庭帝国君王巴西尔二世（Basil II, 976-1025）的征服下宣告结束，但东正教信仰的种子却已悄悄播撒在斯拉夫民族中。西元988年，基辅王子伏拉地米尔接受东正教的信仰，并且迎娶巴西尔的妹妹。从此之后，俄国就成了拜占庭教会下的辖区，多数由君士坦丁堡指派的希腊大主教、或者偶尔由俄籍的大主教管辖。这种方式直到西元1448年都未受到挑战，这段时期俄国透过保加利亚翻译的帮助，承接许多拜占庭文明在灵性、艺术以及社会上的特质。（参见以下“教会与世界－宣教：古典与现代”）
拜占庭帝国和西方拉丁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含糊不清。一方面，拜占庭帝国将整个西方世界视为“大罗马”的一部份，臣服于拜占庭元首，罗马大主教享有宗教界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法兰克和日耳曼人的君王却不时挑战这个有名无实的架构，再加上罗马教廷权力式微，许多位高权重的主教根本不想浪费心思向中央取宠。自宗主教佛西约（Photius, 858-867, 877-886年在位）以来，拜占庭帝国已多次公开谴责“和子说”（将圣灵贬低局限于神圣界内在领域，变成父和子之间的连结），因为这显然违背了尼西亚信经，直到879到880年间，佛西约以及教皇若望八世才将这件事圆满解决。然而到了1014年，和子说在罗马卷土重来，使得教派间再次出现嫌隙。西元1054年的冲突一直被错认为是教会分裂的开始，事实上当时教会分裂酝酿已久，而冲突起因基于纷争调停的失败，包括拜占庭和德国在义大利的政治斗争，以及法国克吕尼一带的僧侣所推动的改革运动，特别著重神职人员的独身概念。拜占庭皇帝莫诺马库斯（Monomachus, 1042-55年在位）的安抚完全没有效用，既不能弭平当时掌管罗马教廷的法兰克神职人员无礼的挑衅，也无法说服拜占庭宗主教色路拉里乌斯（Michael Cerularius, 1043-58）软化态度。因此当罗马教皇的使节于西元1054年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发现他们和主教没什么好谈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控诉对方在教条及仪式上的过错，然后演变成叫骂诅咒，最终激起所谓的“教会分立”。
西元1071年，在小亚细亚以东的曼奇克托会战之后，拜占庭失去安那托利亚大部份的土地，从此不再是世界第一强权。基于拜占庭的恳求，西方国家组成十字军预备东征，没想到对拜占庭而言竟是另一场浩劫的开始；一来拜占庭的领土成了拉丁国家的封邑，连主教也被新的统治者强行撤换。最难受的，莫过于西元1204年君士坦丁堡所遭受的羞辱，拉丁国家的君王竟然在博斯普鲁斯举行登基大典，并且以拉丁籍的主教强行进驻圣苏菲亚大教堂。同时，巴尔干的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脱离拜占庭的掌控；成吉思汗在西元1240年劫掠基辅，将俄国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 拜占庭的传统在这一连串的浩劫中得以幸存下来，主要因为东正教教会适时展现惊人的内在力量以及卓越的行政弹性。 在十字军带来浩劫之前，尽管发生过西元1054年的宗教冲突，拜占庭的基督徒从不认为和西方的决裂会走向“教会分立”。普遍认为与西方的交流中断，只是因为神圣的罗马教区被那些未开化的日耳曼蛮族暂时接管，最后从前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会再度兴起，并且回归唯一合法的（指的当然是君士坦丁堡的）君王以及五位宗主教的统治。可惜十字军以武力夺取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城市（1098-99年），以拉丁籍的高级教士取代希腊籍的宗主教，乌托邦式的理想终告破灭。未能重整基督教世界的团结统一，十字军反倒清楚表明拉丁民族和希腊民族间巨大的鸿沟。经历西元1204年卑鄙的劫掠，威尼斯的汤玛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被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希腊人才体会到教皇对全基督教会实质权力的严重性。神学上的歧异和国际仇恨，将东正教与西方教会的联系硬生生的撕毁。 在城市被占领后，宗主教约翰·克马特（John Camaterus）逃亡到保加利亚，并于1206年死于异地。继任者迈克·奥图里安（Michael Autorianus）在1208年的尼西亚选举中脱颖而出，获得希腊的全力支持。虽然处在被放逐的状态，其宗主教的地位在整个东正教世界依然被认可。从迈克·奥图里安（而非同辖区内的拉丁籍竞争者）开始，保加利亚的教会藉由1235年特诺瓦教区的回复，重新获得教会独立权。此外塞尔维亚和拜占庭当局亦在尼西亚协商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教会，其精神领袖圣沙维（St. Sava）在1219年被正式任命为塞尔维亚的枢机主教。
蒙古入侵对俄国未来的文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然而教会却幸存下来，一方面因为教会是唯一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同时也因为教会承袭拜占庭的固有遗产。由尼西亚或君士坦丁堡任命的“基辅暨全俄罗斯大主教”握有政治实权，并受到蒙古大汗的尊重，享受前所未见的道德声望，包括赋税豁免权，而不需像其他当地亲王按时向蒙古纳税，只对直属上级（俄国教会的领袖）负责，尽管因为基辅总教堂已被蒙古大军蹂躏殆尽，而必须放弃当地教区。大主教的管辖范围遍及广大疆域上的所有教会，包括自喀尔巴阡山脉到窝瓦河流域、在蒙古首都萨来新设立的主教辖区（靠近里海）、以及前基辅公国的封邑。尽管后者之后落入波兰跟立陶宛的统治，教会的尊荣不曾改变。
西元1261年尼西亚皇帝迈克·帕里奥洛格（Michael Palaeologus）从拉丁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宗主教再次占有圣索非雅大教堂的教区。从1261年到1453年，拜占庭帕里奥洛格王朝所统治的帝国多次四围环敌，又因内战导致分裂，领土慢慢缩小到只剩下王城一地。而教会则保住绝大多数的教区，将管辖权推展到帝国范围之外，包括俄国及遥远的高加索山、巴尔干的一部份，还有被土耳其占领的大部分区域。许多后期的宗主教，例如亚瑟尼斯·奥图安（Arsenius Autorianus, 1255-59, 1261-65年在位）、亚大拿西一世（Athanasius I, 1289-93, 1303-10年在位）、约翰·克拉克（John Calecas, 1334-47年在位），以及费留克西斯（Philotheus Coccinus, 1353-54, 1364-76年在位），都已不理会皇室权威，但心中仍然忠于拜占庭。 因为缺乏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君士坦丁堡教区的统治难以有效到达早在拉丁人统治时就已独立自主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教会。到了1346年，塞尔维亚的教会甚至公然宣告自己为独立的教区；历经短暂的抗议无效，君士坦丁堡只好在1375年接受此一事实。在俄国，拜占庭的教会间陷入严重的内斗，起因于莫斯科和立陶宛的大公争相带领俄罗斯挣脱蒙古的枷锁。当时的“基辅暨全俄罗斯大主教”早已驻守在莫斯科，并在政府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大主教亚阿力克赛（Alexis, 1354-78），他因著教会的支持，才使莫斯科在竞争中得到最后胜利；这些教会的力量对于之后俄国的历史也有显著的影响。同时西方的公国（亦即日后的乌克兰）虽有所不满，但即使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强力支持下，只有加利西亚跟巴罗西亚两地曾有短期的主教驻守。最后在十四世纪后期，莫斯科的大主教决定将所有教会力量集中于俄罗斯。
拜占庭北部地区教权不张的一项主要因素，是和西方教会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多数神职人员而言，年轻的莫斯科大公国提供比东西方交界处国家更安全的屏障，因为这些国家屈服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和立陶宛。此外，拜占庭重要的政党本身也倾向和西方联合，寄望能再次组成十字军对抗可怕的土耳其人。事实上，教会合一不断是帕里奥洛格王朝相当头疼的问题。 皇帝迈克·帕里奥洛格（1259-82）当时面对诺曼地王查尔斯企图在君士坦丁堡重建拉丁帝国的蓬勃野心；为了获得罗马教皇的实质援助以对抗查尔斯的威胁，迈可向罗马教皇贵格利十世（Pope Gregory X）传达一份关于拉丁信仰的声明，其使者并在里昂会议（1274）接受了和西方联合的提案。这项由皇帝所主导对西方教会有条件的妥协，并未赢得教会的支持。在他生前，迈可成功地让东方天主教的约翰贝克斯（John Beccus）主教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但他死后，则受到东正教会强烈的谴责（1285）。 十四世纪期间，另有多位拜占庭的皇帝参予推动教会的合一，并在西元1333、1339、1347以及1355年举行多场正式会议。到西元1369年，皇帝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John V Palaeologus）改信罗马天主教。这些来自政府（而非教会）的努力，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理由－期望西方国家共同对抗土耳其帝国，可惜这些努力在宗教或政治层面都未带来任何助益。大多数拜占庭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并不反对和西方教会合并，但会议的前提是东西方教会能站在相同的立足点协商讨论，如同教会在早期所采用的方式，其中约翰·肯塔库泽纳斯（John Cantacuzenus）的对协商会议的推动最为坚持。约翰于西元1347到1354年间曾以皇帝身分短暂统治君士坦丁堡，他之后转任修士，继续对教会及政治带来莫大的影响。“基督教支派联合会议”的概念初期并不得教皇青睐，但十五世纪时又以“大公会议”的模式（主张会议拥有大部分的权力，教皇只能从旁协助支援）在西方的康士坦丁和贝索取得短暂胜利。由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对希腊选择各基督教派为联合对象而不是罗马感到不悦，因此也在费瑞拉召开教派联合会议，尔后转移至佛罗伦斯召开。 费瑞拉－佛罗伦斯会议（1438-45）每次持续数月之久，当中常有冗长的神学辩论。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John VIII Palaeologus）、宗主教约瑟（Joseph）以及许多主教和神学家代表东方教会出席会议，他们最后终于接受大部分罗马教会的立场和观点，包括和子说、炼狱（介于死亡和天堂的灵魂净化阶段）和罗马最高权力的地位。政治上的绝望和对土耳其人的恐惧，是促成他们签署批准“联合协定”的决定性因素（1439年7月6日），只有以弗所的大主教马可尤金（Mark Eugenicus）拒绝签署。在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后，多数其他代表接连宣告会议中的同意声明无效，教会间的关系因此依旧无任何重大改变。 教会正式的合并声明延迟到1452年12月12日才在圣索非雅大教堂公开发表；然而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随即落入鄂图曼土耳其手中。其领袖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把圣索非雅大教堂改建成回教的清真寺，许多依然对教会合并抱持希望的拥护者因此逃亡到义大利。
在帕里奥洛格王朝统治下，拜占庭有著令人同情的历史；巧合的是，拜占庭当时在知识、灵性和艺术上展现了惊人的复兴，影响整个东方基督教世界。这个复兴并非没有出现争端和对立。西元1337年巴兰（Barlaam, 拜占庭人本主义的代表之一）攻击僧侣“静修士”的灵修方法：藉由禁欲等方式就可以感觉到上帝“自存光”的异像，也就是上帝的荣耀。静修士一词源自希腊字“静默”（hesychia），意指宁静，强调藉由静坐、冥想、禁欲、祈祷、苦行就可以与神对话。巴兰的立场受到许多神学家的支持，包括阿金迪斯（Akyndinus）及尼斯波罗斯·贵格列（Nicephorus Gregoras）。经过多次辩论，教会推举贵格利·巴拉玛斯（Gregory Palamas, 1296-1359）作为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中世纪拜占庭最卓越的神学家。在1341、1347和1351举行的会议即采用巴拉玛斯的神学思维，而在1347年后宗主教的宝座持续由其弟子接手。约翰六世·肯塔库泽纳斯于1351年以皇帝身分主持的会议，亦全力支持“静修士”。他的挚友尼可拉斯·卡贝西（Nicholas Cabasilas），在有关敬拜仪式和圣礼的著作中，详细分析巴拉玛斯神学对全基督教的重要性。因为君士坦丁堡宗教狂热份子的存在，才让东正教即使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依然永存不朽，当中巴拉玛斯神学也流传至斯拉夫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和俄国。十四世纪后半其隐修制度重现俄国北部，其影响来自亚撒斯山的静修制度以及拜占庭的知识、灵性生活，也与拉多涅兹的圣塞吉阿斯（St. Sergius of Radonezh）以及圣像绘图（例如伟大画家安德瑞·罗伯里欧的画作）密切相关。 随著静修士的复兴，拜占庭的神职人员开始愿意对西方敞开大门。普克欧罗兄弟（Prochorus）和西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在肯塔库泽纳斯的资助下，有系统的将拉丁神学翻译成希腊文，因此东方才首次得以领受奥古斯丁、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圣多玛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等人的钜著。大部分熟知拉丁神学的希腊神学家终于转为支持皇帝东西方合一的政策，但仍有其他少数，如土耳其统治下的第一任宗主教－金纳迪乌斯二世·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II Scholarios），将他们对西方的热爱转为对东正教会完全的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