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路不通

巨大的城市是逃离上帝的中心。街道就象把人吸进去的管道一样；有几棵树也和人一起被拉进了城市。他们战栗地立于街道两边。不再知道回乡之途，他们慢慢尝试透过沥青向下生长，消失地无影无踪……

——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的《逃离上帝》

我的处境越是可怜，祢越接近我，祢的手已伸到我头上，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拔出来，就要洗濯我，而我还不知不觉。

——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1956年底是亚洲研究所的转折点。董事会无视相当大一部份学生与教职人员的愿望，开始尝试转变研究所的办学方针，用尤金的话说：“（将研究所）变成一座无聊却又体面的研究生院，专门制造研究生。”艾伦·华滋公开反对董事会主席，辞去了院长职务，他还继续在研究所教了一个学期的课。董事会主席威胁要解雇其他教员，包括申纪明。

　　新任院长是欧内斯特·埃杰顿·伍德（Ernest Egerton Wood），他是一位年纪较大的神智论者（Theosophist）。他一度曾是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主席的候选人，他在印度生活了38年，写了将近20本有关亚洲事务的书，其中一部份由神智学会出版。然而，在研究所的学生的眼中，他却是个“老古董”，是行将消亡的西方的东方学者中的一份子，对新一代的灵性探寻者毫不暸解。正如尤金所说，“他以神智学的观点作了一次题为‘爱默生——东西方的桥梁’的演讲……他的那些（印度神智学专业的）学生都是些小老太，如果没有通灵会或通灵者聚会的话，她们就会来研究所。” 尤金在这一时期写了主要学期论文《伪宗教与当今时代》，也许并非出于偶然。，在论文的一开始，尤金就揭露了神智主义是一种灵性的欺诈。

　　“如果研究所幸存了下来的话，”尤金在他的一些信中写道，“它会成为一个犹如伪印度教的组织……现在它正式成为一个‘专家’机构，但它却不能成为这样一个‘专家’机构，因为伯克利（Berkeley）的加里弗尼亚大学在这一点上做的更好……只要申纪明还在，我就会留在研究所，但是他自己对前景却感到非常沮丧。”

　　1957年春，申纪明离开了研究所，尤金也和他一起走了。大约在一年后，太平洋学院断绝了与研究所的关系，用艾伦·华滋的话说：“研究所消失在阴云之中。”

　　现在尤金成了一个不上大学的大学生。假如一所美国大学没有像申纪明那样的讲授传统的教师，他是不会在那里学习中国哲学的。“我将与我的中国教授呆在一起。”他写道，“他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位能够讲授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尤金写信给他以前在波莫纳大学时的中文老师陈守义，询问是否可以为申纪明在波莫纳大学的哲学宗教系里谋一个教席，但是被遗憾地告知没有。

　　现在申纪明成了旧金山的一个私家教师，尤金成了他主要的学生。尤金帮助他翻译、编辑，并将他的手稿用英文打出来。在这些手稿中有一部独特的有关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的注释，申纪明在书中指出这部经典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在每一时代完美地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的，揭示出一个文明是如何从纯洁无染的状态越来越为腐朽堕落所侵蚀。

　　1957年秋天，尤金仍跟随申纪明在旧金山学习，在此期间，为完成他的东方语言学的硕士学位，他在伯克利的加里弗尼亚大学注了册。

　　伯克利城位于旧金山海湾的另一边。加里弗尼亚大学的校园被人称为“卡尔”（Cal）。 那里有超过20000名学生，“卡尔”比波莫纳大学大好几倍。波莫纳大学更具有一种团体氛围，而“卡尔”的学生则来自世界各地，那里十分制度化，加里弗尼亚大学的学生大多不为人知。由于波莫纳大学是由公理会信徒所创办的私立大学，因此“坚持基督文明”便成为其办学宗旨，而加里弗尼亚大学是州立大学，对宗教则持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怀疑论。

　　“卡尔”开设有良好的东方语言研究课程，但是，对尤金那样的学生而言，加里弗尼亚大学最好的资源就是它的图书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里收藏有全美数量最多的亚洲典籍。

　　尤金并未在“卡尔”学习中国哲学，他相信在那里不会有人充分地讲授中国哲学。他的目标仅仅只是为了能掌握古汉语，以便按照盖农的精神，运用这一工具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哲学的本质。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尤金还学了日语、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梵语。由于东方语言系不开设梵语课程，尤金只得自学梵语，这在系里的某些人看来是件非比寻常的事。

　　1958年，尤金选修了中国诗学这门良好课程，在这门课上他将一些中国古诗以优美的文字译成了英语。他很喜欢这门课程的老师——陈世骧教授，尤金说陈教授对中国文学有真正的领受，“从不夸大其辞”。然而，与申纪明相比，尤金发现伯克利的其他汉学教授的学术取向都是他称之为“极其令人厌烦”的那种。“如果中国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这样写道，“我看不出他们未来还能有什么出路。但是他们却幸存了下来，他们甚至变得更‘热情’更‘独特’了，尽管那热情是做作的，并且那种独创性极其愚拙……幸好，我所切望的学习不在课程之内。”

　　1958年，申纪明去了纽约，他先前曾住在那里。尤金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再也没有老师指导他研究他所切望的哲学了。“我的中国哲学还处于入门阶段。”尤金不无遗憾的这样说。

　　申纪明在纽约成为正在筹建中的东西方学院的教职成员。刚开始时，他写了几封措辞乐观的信向尤金谈论他新的职位，但是几个月后，很显然，新的学院并不适合他。尤金继续在遥远的美国西海岸将申纪明的手稿加以编辑，并用打字机打出来。他仍与申纪明保持联系，告诉他在加里弗尼亚大学学习古汉语的进度如何。1958年11月，他收到了下面这封来自申纪明的信：

亲爱的尤金：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今年秋天在加里弗尼亚大学选修了五门课程，令我深感欣慰，因为这些课程比起你上个学年所选修的课程更令人感到兴趣。在我看来，你今年所选修的这几门课程对你的汉语学习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能使你熟练掌握汉语。当然，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虽然如此，没有工具，却又无法抵达目的地……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义理，那么由宋明理学家们所作的经典注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注释指出了这些经典的义理……

　　很高兴听说陈先生对中国的古诗有自己的感受，而非仅仅把知识储存在头脑里。我从未见过他，希望将来能与他见面……

　　至于东西方学院……就算它开始运作起来了，我想对我也不是个好去处，因为课程设置极为混乱。（还开设有烹饪与舞蹈等课程。）我想这对未来而言不是个好兆头。因此，迄今为止，除了读书之外，我仍在为明年寻找一个职位……祝你一切安好。

你的道友：纪明

　　自从盖农向他显明现代世界完全是“畸形怪物”以来，尤金日益发现生活在这个被他称之为“现代生活的疯狂与地狱”之中是无法忍受的。为了对现代文明的人造而像水泥般僵化的世界表示蔑视，他故意不考驾驶执照。他避免坐公车，但却同意坐火车。他在城里来往时，主要靠步行。他厌恶电视，认为是电视把人类众多的思想统一成这个时代惟一的变态思想。对所有被认为是受公众欢迎的流行观念，他即使不表示完全的鄙视，也认为是值得怀疑的。他称那些智力浅薄、言谈空洞却又说个不停的人为“露西”，他特别无法忍受这种人。对他而言，一个“露西”就是这样一种人的缩影：他们打断课堂讨论，阐释他或她自己的令人厌烦的观点，为了礼貌，强迫所有的人聆听并思考种种愚蠢的想法。他说：“民主就是按照许多露西们的观点来进行管理。”

　　为了逃离现代社会尤金曾使自己成为社会不满份子中的一员，但是现在已经证明，这也是死路一条。他发现他那代人的反对传统只是另一种现代时尚而已，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征兆而已，不是另一种可以取代现代文明的替代物。于是，他不仅感到与社会疏离，也疏远了那些本身反叛现代文明的人。他写道：“观察旧金山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是件有趣的事，从那些声名狼藉不受大家欢迎的人到那些受人喜爱的时髦人物（以及不同的使人成为不受欢迎或受欢迎的方法），所有这些人彼此并肩而立，却对彼此的存在毫无意识。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类人。”

　　1958年，“披头族运动”发展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不断地想要将艺术、音乐与文学拓展到一个更自由的形式，用这一运动的创始人杰克·凯鲁阿克（Jack Kerouac）的话说，运动“要神秘地超脱社会张力与性张力，使之得以放松。”诗人与爵士乐手开始聚集在旧金山的北部海滩地区。尤金去了那里，但是却未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最近参加了一次‘披头族’的派对，”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太无聊了，他们打着崩戈鼓（不管他们称之为什么），与赫布·凯恩在一起。”

　　在一个场合下，尤金遇见了杰克·凯鲁阿克本人。十年前，此人为那一代人取名为“披头族”。“仿佛我们是鬼鬼祟祟的一代人，”凯鲁阿克在那些日子里这样说，“……是垮掉的那种人，对于所有形式及社会风俗都感到厌烦……所以，我猜想你们可能会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披头族）’。”和尤金一样，凯鲁阿克有着强烈地基督徒意识，感到想要生活在上帝意志之外是可悲的。凯氏也像尤金那样，他一度对佛教感兴趣，但是却发现若要治愈他灵魂的创伤，佛教是无能为力的。

　　尤金还遇到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他是凯鲁阿克所写的《法丐》（Dharma bums）一书中的禅修英雄，他是艾伦·华滋的朋友，曾到访过亚洲研究所几次。一位研究“披头族”的历史学者曾这样写道：“凯鲁阿克对斯奈德的品德以及生活方式的描写成为十多年后嬉皮士文化的蓝图。”

　　“垮掉的一代”运动一旦风靡美国，游客与旁观者就开始聚集到北部海滩区，想要看看“真正”的“披头士”。用尤金的话说，那里成了“那些留着胡子的争强好胜的孩子们”的居住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是‘垮掉的’，并且风靡一时。”与此同时，像凯鲁阿克——那些这一无止境的曲折探求的上了年纪的老手——那样真正的“披头士”，却发现他们难以掌控的能量被停滞与失望所取代。仅仅只是想要活出圆满生命是无法使生命充满意义的。当然，尤金认同凯鲁阿克对世界所感到的厌倦、他的探寻，也认同他将受苦视为最高的德行。（“我生来是为受苦。”凯鲁阿克曾这样说。）但是他也发现，这种探寻与受苦本身除了使其自身永久存在之外，并无其它目标，因此，它是自私的，并且也是自我毁灭的。尤金当时在一封中写道：“‘垮掉的一代’……看来似乎可爱，但却被完全击败了^[1]。”

　　但是，“垮掉的一代”的价值并非死去。用凯鲁阿克的话说：“博普爵士乐的景像成为通俗商业文化界的共同财富……提取麻醉品成为官方的行为（镇静剂及其它），甚至披头族的服装样式也在新一代摇滚青年乐手身上延继了下来……‘垮掉的一代’虽然死了，但它却复活了，其合理性得到了证明。”

　　作为由“垮掉的一代”运动所开创的灵性需求的一部份，能产生幻觉的麻醉品开始被人使用，人们以为它们具有灵性的价值。这其中的第一个倡导者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一书的作者，他于1953年出版了讲述他使用酶斯卡灵（一种致幻剂）所产生的迷幻体验的《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书。他们中第二个推广者就是艾伦·华滋，他是赫胥黎的老友。就在他离开他在亚洲研究所的教职之后的那一年（1958年），作为在洛杉矶的加里弗尼亚大学中所进行的一次受到控制的试验的一部份，华滋服用了一种合成迷幻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他继续服用这种迷幻药许多次，1962年，他写了一本讲述他通过这种迷幻药所达致的所谓“神秘体验”的书——《喜乐的宇宙哲学》。（根据尤金在中国与印度传统中所发现的差异，华滋书中所描写的经验值得注意：“很奇怪，考虑到我在那时对禅佛教的专注，这些经验更像印度的传统，而非中国的传统。不知何故，在不知不觉之中印度的神话与图像导向这些经验。”）也就在1962年，华滋从哈佛大学得到了为期两年的旅行研究的奖学金，他在哈佛结识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利里在1962年第一次服用了这种迷幻药，之后就将这种迷幻经验鼓吹为一种新的世界宗教。尽管用华滋自己的话说，他对“看到蒂莫西将自己转变为受人欢迎的临街弥赛亚，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霓虹灯里”感到很沮丧，但他本人早已做了许多吸引年青一代人接受迷幻药的事，并向他们保证迷幻药能带来神秘的觉悟。

　　尤金读了《知觉之门》，他在研究了赫胥黎的迷幻体验之后这样评论道：“麻醉剂增强了（人的）敏感程度，但却没有（或者只是以极其次要的方式）提升人的意识……（它）带来一种知觉上的变化，这是主观的变化——并非在存在层面上的改变。宗教所希望的就是这种存在层面上的改变。”

　　就在进行迷幻药试验的最初几年里（差不多要到十年后，迷幻药试验才被宣布为非法的），尤金的一个朋友埃里克试图劝说他也去试一下。“这个青年人，”尤金回忆道，“是个典型的宗教追寻者，他对我说：‘不管你对麻醉品的危险性说些什么，你一定会承认它比美国人日常生活（亦即灵性死亡）更好。’我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即使在那时我已开始隐约看见，灵性生活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引人从腐朽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提升；而另一方向则引人更堕落，它将导致灵性（也包括肉体）的死亡。他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在他三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他的精神被摧毁了，放弃了任何对真实的寻求。”

　　埃里克通过他那化学方法以求获得提升的“探寻”，在不多的几年内就达到了整个社会以一种更为渐近的进程所指向的状态。尤金本人也参加了最初的反文化运动，这一反文化运动非但没有阻止社会的这一发展“进程”，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尽头，尤金发现这只是死路一条，充满了疯狂与放荡。一天，他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得太多了，以致没有看到冬天是唯一的季节，因为现在就是冬天，并且将永远是冬天。

　　“城市——尽管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仍是一台使人变得野蛮的机器；不论城市怎样，我们却仍是盲目的。不可避免的，大地被铺上了道路，而世人却丧失了人性。祸哉，世人，藉着世人罪恶进入了世界！没有人再相信上帝的永罚了，甚至人们更着眼于“未来”，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有趣的是，我们的想像力太小了，除了比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或是1984年、或是一场‘核战争’更加“可怕的”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想像。我们一定有许多东西要学，我们忘记的太多了。

　　“啊，一条勇敢而全新的死路！”

　　在现代世界的死路的尽头，尤金看到了地狱与永罚。但是，尽管他拒绝这个世界，他却仍是其中的一份子，仍然陷于它的绝望之中。

　　但是，离开此世的出口却一直就在他身边。不多几年后，当他最终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写道：“基督是唯一能脱离此世出口，所有其它的出口——性狂喜、政治乌托邦、经济自主——都只是一条死路，在这些路上到处都是许多尝试走这条路的人留下的腐烂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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