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会是在拉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而来的，而拉丁文化又来源于罗马异教信仰。罗马异教信仰是建立在对亡灵的崇拜的基础之上，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成了崇拜的主要动机。这种信仰上的恐惧赋予了罗马宗教一种严肃甚至是阴暗的色彩，并且导致形式主义逐渐渗入罗马异教文化。
罗马帝国的体制特性在罗马教会中显现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片土地对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有着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意义：最重要的美德就是爱国。罗马人一切的个人力量都可以服从于国家意志，所有的个人力量都是为着加强国力这一相同的目的。在伟大与繁荣的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为罗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与繁荣做出努力。因此，他们深信他们自己应当成为世界的主宰。所有人应当服从并融入到罗马帝国里，为了能享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罗马人的管辖下的种种好东西。为了满足对打造一个世界范围的国家和组织的需求，联合数不胜数的各国人民，引导其向罗马人司法思想的方向发展。在奥古斯都皇帝和他的继任者被神化时：神圣的荣耀在他们在位时被授予给他们，为荣耀他们而建造庙宇，他们死后又被列入众神的队伍中，这一切都使罗马宗教信仰与国家体系的融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罗马人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国家体制特色的基础上得以成型，这决定了西方在基督教会传入后教会生活趋势的特征。对于在东方掀起幡然大波的关于圣三和耶稣基督位格的教义争论，他们毫无兴趣。西方教徒理所当然的就沉溺于实用主义和表面化的事奉圣礼和教会法制。他们转而注意起教会内的纪律与管理，注意起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西方教会的代表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学家，而是优秀的政客和行政管理员。特别是在罗马人信奉基督教之后，民族传统以及古罗马的强大还不可避免地留在他们心中。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之下，罗马人就认为强大的罗马在教会内应该有和在国家事务方面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君主专制制度在罗马人心目中尤为强大和重要，他们简直已经将君主奉若神明。一个人拥有全世界至高无上最高权力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思想。这种对皇帝的思想变成了对罗马教宗。甚至教宗们都采用了连罗马皇帝都厌烦的“教宗玛克息默”的头衔。因此，一时间，罗马教宗沉迷于提高自己的地位。
然而，关于普世教会存在的起初八个世纪，人们谈及所有这些罗马教会内的现象，都仅将其视为是趋势、倾向、心理投射和偶尔的表现。总而言之，起初的八个世纪里，东西方教会之间在兴趣上、奋斗方向上以及心理投射的差异对教会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样的差异促进了基督教教义和道成肉身理论的完备性。实际上，东方的基督教徒，照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正如已经被提起过的一样，深刻发掘了基督教会的教义这一方面。而西方教会的信徒，由于他们自身的特征，发展了基督教神职系统的另一方面。东西各教会之间能够存有奇妙的教会共融，不离开普世教会的怀抱，这就是对它们唯一的要求。
很不幸的是西方教会打破了此共融，并且这个裂痕为日后它走向歧途埋下了伏笔。
至于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