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圣母守护教堂观感

在2000年的国庆节期间，我曾前往拜访慕名以久的中华东正教会，哈尔滨圣母守护教堂。说慕名以久，并不是因为这座教堂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她就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开放而又有司祭主持的东正教堂。众所周知，东正教是一个极其强调“宗徒传承”的礼仪性教会，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由主教合法祝圣的神职人员，教会的圣事就无法正常举行，因此，拥有自己的司祭——格里高利.朱士朴神父的哈尔滨正教会在全国的东正教教友中自然享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

当时，我前往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拜望老司祭格里高利神父，如果可能的话，还希望可以在他那里领受对我们正教教友来说最为重要的圣机密——圣体血圣事。可遗憾的是，当我抵达北京的时候，就听到了格里高利神父去世的噩耗。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前往哈尔滨，一则可以去探访老司祭的墓地，并为他祈祷，二则也盼望看看那里的教友。

到达哈尔滨，正是主日的清晨。在宾馆安顿好之后，就叫上计程车去教堂。教堂的所在地是一条环境幽雅的街道，四周有一片空旷的小广场。与之比邻的是一座挤满了信徒新教的礼拜堂，从中穿出的唱诗布道之声在街上亦清晰可闻，同看上去冷冷清清的东正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当我要进入圣堂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挡住了我的去路，在我申明了自己的正教教友身份以后，她立刻很客气地将我迎入堂内，并略带歉意地解释说：因为老司祭的去世，教堂的活动不是很正常，所以现在他们只是接待数量有限的教友，对于教外人士参观的要求通常不予接纳。由于当时时间尚早，堂内只有我和她两个人，这样就使得我能够比较自由地审视圣堂的内景。这是一座拜占庭风格建筑，在一个中央穹顶的下方是教堂的中殿，西侧是门廊——初期教会的“慕道者席”；门廊的二楼是唱经班席位——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教堂模式。中殿的墙壁经过粉刷，显得颇为鲜亮，只可惜如此一来，昔日壁画的残余也就无处寻踪了。南北两面墙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圣像，多为俄罗斯风格，其中不乏古老的珍品。古旧的圣像大多显得黝黑而难以辨认，而较新的圣像则多描绘着为广受教友恭敬爱戴的圣者，比如显奇迹者圣尼可莱、彼得堡的圣克谢尼亚、圣塞拉芬.萨罗夫斯基、治愈疾病的殉道者圣潘捷雷蒙等等。看到这些熟悉的圣者的面容，我的心中不由的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似乎回到的自己信仰的家园。在中殿的各处，有序地放置着若干个圣像台——也即俗称的“坡桌”，上面放置着许多令人惊叹的美丽圣像，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幅镶银的“喀山圣母”像，和一幅基辅罗斯风格的，四周环绕着“十二大节日”的“主复活”圣像。此外，中殿的左侧立着一尊“主受难”的大十字架，前面安放着“为亡人祈”的烛台。靠近东面的方向安放着两祯同样规格的大型圣像，左面为至圣上帝之母，右面是显奇迹者圣尼可莱，据说是过去北京正教会的遗物。

中殿的最东端，就是分隔了“教友席”和“至圣所”的圣像屏风。通常说来，俄罗斯传统的圣像屏风一般比希腊式样的要高，其上的圣像分作多排，以描述上帝神圣的拯救史迹和为人类代祷转求的列圣。哈尔滨教堂的圣像屏风虽然保持了教会传统的式样，但是只掩没了东墙一半左右的高度，风格也比较朴素，显然是教堂遭受浩劫之后的修复作品。当时屏风的南北门（辅祭门）半开着，借此机会，我得以一窥至圣所内的景象（依照教规，至圣所内是神职人员举行礼仪的所在，男性教友只有在得到司祭祝福的情况下才可以入内辅助礼仪，而女教友则不可）。至圣所内设施一应俱全，北侧的“预备祭品桌”上陈设着圣盘圣爵等祭器，但显然很久没有使用了。南侧是放置祭衣等礼仪用品的地方，失去了自己主人的衣袍就默默地安放在那里。至圣所的中央，是整个教堂最为神圣的所在——圣祭台。台布上罩着塑胶纸，看来是因为许久不举行仪式，因而用来遮挡灰尘的。祭台中央是圣福音书，书下就是只有在至圣的“利图尔吉亚”中才展开以奉迎主圣体圣血的九折圣布——代案。福音书两侧安放着降福十字圣架，也不知何时再会有司祭举起它们来祝福虔诚的信众。圣福音书的东侧是圣体龛，其中供奉着主至圣的圣体血，照例是在每年圣周四的圣事奉中更换。（如今，当我提笔写这篇追忆的文字时，又一个年头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没有司祭在那神圣的祭台上执行事奉上帝的圣事，圣体龛中的圣物也无人更换，念及于此，不禁太息而涕下）总的看来，至圣所内的设施尚保存完好，只是由于长期缺乏神职人员经管，以致圣所蒙尘，祭台无光，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

瞻仰过了圣堂，教友们也陆续来到，虽然失去了司祭，也不可能再举行圣事奉，但是仍然聚集了数十位信徒。燃烛、躬拜、亲吻圣像，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只是整座教堂不再有往昔主日事奉时候的灿烂华美，不再有司祭，辅祭和唱经班悠扬的应答吟咏，不再有氤氲嫋绕的芸香，不再有领圣体血的虔诚场面，不再有分发圣饼时的喜悦——整座教堂陷入了沉寂，似乎在期待，在热切地盼望着新司祭的到来。

各自祈祷之后，教友们围坐在圣堂的一角，彼此交谈着，除了寒暄之外，谈的最多的话题恐怕还是教会的前景，许多设想被提出，旋即遭到了否决，这些虔诚的教友遇到了自“文革”以来最大的危机——无法找到司祭。他们也向我询问了南方东正教会的情况，尤其希望知道上海，汉口等地老司祭们的下落，然而我却也是爱莫能助，虽然在上海还有一位老司祭和一位老辅祭在世，但也已是年过古稀，就连上海本地的教务也无力承担，更遑论其他。一位教友从圣堂的办公室取来了照相册，从中我可以看到格里高利神父人生的最后岁月：2000年的主复活大瞻礼，朱神父主持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圣事奉——至圣复活之夜的利图尔吉亚。虽然没有大教堂的那种金碧辉煌，但是照片中处处无不洋溢出主复活的喜悦，看上去大概有一两百人参与了节日的圣礼。然后是朱神父在去世前不久为一位教友主持葬礼的照片，那时侯的朱神父已经无法站着举行仪式，只能坐在轮椅上诵经祈祷。最后的一些照片则是朱神父本人的葬礼。他穿着自己全套的司祭礼服，静静地躺在圣堂中央的棺木里，四周是悲痛的教友们，然而却没有主持葬礼的司祭的身影——因为他本人就是这座城市，甚至全东北的最后一名司祭。当朱神父在世时，不知曾经为多少人主持过葬礼，然而当他离开这个曾经带给他许多痛苦的世界，向他终身侍奉的上帝台前奔赴的时候，身边却没有一位可以为他举行葬礼的神父！

在与教友们的交谈中，时间很快的过去了，大家纷纷起身回家去用午餐。最后一次亲吻了圣像，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圣。在同教友们道别时，他们热情地邀请我日后再次访问他们的堂区，其中一位说：“明年的葩斯哈节一定要来啊！”可是他的脸色随即黯淡了下去，喃喃地说：“可是，我们没有司祭了，谁知道明年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葩斯哈呢？”是啊，明年，会有怎样的一个葩斯哈呢？我不禁仰天叹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东正教会，在今日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一个明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