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 Русский | 迪奥尼西·波兹德尼耶夫司祭《正教在中国》（1900-1997年）
中华正教会的自治之路
俄罗斯神圣主教议会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第三十一号决议中声明：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哈尔滨教区的教会圣统——包括总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朝鲜传教团的首脑，各级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应当归属俄罗斯正教会。中国和朝鲜被组建为一个完整的跨国都主教辖区，命名为“哈尔滨及东亚都主教区”。奈斯多尔总主教被任命为这个都主教区的临时监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的第六百六十四号牧首敕令中，这个都主教区被东亚督主教区（这是一个联合了数个教区，并享有某些特定的自治权的辖区）所取代。奈斯多尔总主教被指派为牧首的特派督察（督主教），并被提升为哈尔滨及全满洲都主教。俄罗斯传教团则直属于莫斯科牧首区圣统管辖。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神圣主教议会决定任命北京总主教维克多·斯维亚金为俄罗斯中国传教团的首脑，并饬令在教区事务上，他应当归属于督主教区圣统管辖，在传教事务上则应服从督主教本人的指导。在同一个决议中指出，北京教区和其在上海的代理辖区不同于东亚督主教区。于是，在中国形成了两个教会中心：哈尔滨督主教区和北京传教团。
奈斯多尔阁下在其职务中的行动是非常多样的。应当提及的是，在那几年中，哈尔滨教区的印刷出版物频繁地被使用于莫斯科牧首区。在督主教区内，奈斯多尔都主教也尽一切可能地支持教会慈善事业。
传教团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境况也因着具有不同信念传教士的敌对态度而变的复杂起来。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传教团是中国境内的一个“苏维埃机构”。那时侯，俄国境内的主教们也同样被称作“苏共分子”。
传教团所曾经拥有的众多资产，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归还。各地的俄国神职人员中，绝大多数希望回到俄罗斯去，另一些则试图移居它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境内的俄侨开始集体移民别国。直到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尚有八千白俄侨民居住在上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害怕共产党的报复而急着离开中国。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上海总主教伊望·马克西莫维奇也偕同他的神职人员和会众离开了上海，前往菲律宾。教区的大多数资产被转移到国外，传教委员会的部分文件被销毁了。于是，在中国，正教会及俄罗斯传教团面临着新的使命，工作的要点从原来的教区和堂区事务，转移到了向中国居民的传教上。教会当局所面对的第一项任务是澄清传教团在新中国的国家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正式登记教会的房地产。
维克多总主教建议，将传教团的活动划分为五个主要方面：传教（在中国居民中宣讲正教）；修道；文化；经济；慈善事业。当时也还计划建立同俄国境内神学院校的持久联系，在北京组建针对华人司祭的神学培训班，重开在俄国移民大量进入中国时被英诺肯提都主教所关闭的传教士宿舍，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建立神学高等专科院校，并组织一个协会，将神学著作翻译成中文。文化教育事业则包括开设俄语初级学校，出版俄华双语期刊，组织各类讲座和课程，在传教团和各堂区开设新的图书馆。但是，传教团的首脑认为，最急需和首要的工作是收回资产，恢复基金。
作为对维克多总主教一项报告的回复，阿历克谢一世牧首陛下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四日的训谕中指出：“传教团不应该继续被看作是一种盈利机构或者世袭封邑。在短时期内（比如说十年之内），藉着上帝的助佑，必须组建一个由华人主教，华人司祭及修士，华人传教士，以及——更重要地——大量华人会众组成的中华正教会。”
牧首陛下当时也提及了培训神职人员和翻译神学著作的必要性。他还写了一封信给G·卡尔波夫——苏联政府下属的俄罗斯正教事务局主管。在信中，牧首请求苏联外交部帮助澄清中国政府对于传教团合法地位的认可，以及对其传教士以及经济产业的尊重。
维克多总主教建议消除“双重主权”的状况，也就是中心在哈尔滨的督主教区，和中心在北京的传教团共同执掌中国教会建设的局面。
他也建议将上海的传教委员会迁至北京。维克多总主教起草了一份传教团的新规章。其中一项要点是：传教士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对于诱人改宗的热忱”。
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在牧首陛下的第一千一百七十号敕令中，任命北京总主教维克多·斯维亚金为东亚督主教区牧首特派督察，及第二十届俄罗斯中华传教团首脑。督主教区的驻所被指定在北京。齐齐哈尔主教尼堪德尔被任命为传教团副主席，他的驻所被指定在哈尔滨。隶属于这个督主教区的教区有：北京教区（包括在北京，汉口，香港的各教堂），哈尔滨教区，上海教区（包括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天津教区（包括在天津和青岛的教堂）；（以上各教区在被指派各自的主教之前，将由督主教本人监管。）新疆教区（在被指派本主教之前，由莫斯科牧首区直辖）。在同一项敕令中，东亚督主教区的驻所和办事中心，俄罗斯中华传教团，和上海的传教委员会被合并于北京。传教委员会被并入督主教区，并被命名为“主教议会”。直到东亚督主教区的章程正式运作之前，一个隶属于督主教区的临时监管部门执掌具体事务，它包括传教，行政，经济和常务四个分部。
维克多总主教相信，开设积极的传教事业，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被那个时代所有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的历史所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几乎所有皈依正教的中国人，都是和传教团有关联的蓝领工人或白领职员。传教团的首脑相信，这些人之所以保持信仰，是因为他们和传教团之间的经济关系。
当时的传教事业还必须面对一项十分庞大的任务：将教会文献翻译成中文。十九世纪时候的译本使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对于大多数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诵读和理解的。对于传教团财产所征收的过高的税金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某些财产，比如土地，必须被收归国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所有没有在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中得到保证的土地都被征收了，然后重新被租借给传教团使用。
所有这一切困难都表明，培训华人司祭、修士乃至主教是当下的要务。一九五零年七月，神圣主教议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教务的会议。会上决定任命大司祭斐奥多尔·杜为天津教区主教。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圣谢尔盖圣三修道院宣发修道誓愿，更名为西默盎。七月三十日，在主显座堂，西默盎修士大司祭被祝圣为主教。在一九五零年的秋季，维克多总主教祝福约安·杜，弥哈伊尔·李，尼基塔·李，亚尼基塔·王和约安·罗为长老。他也按立了斐拉列·毛，皮纳·杜，尼克莱·张和安多尼·姚为辅祭。作为创建华籍神职体系的第一步，在北京开办了一所教理学校，由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所执掌。除了培训传教员之外，这所学校也培育了传教团所有的司祭和辅祭。同时在北京也开设了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女子学校，由一位华人女修道院院长斐瓦修女主持。除了北京传教团的学校之外，在哈尔滨尚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学。同样，在汉口也为中国孩子开设了一所高中,因为在汉口周围的数个村庄内居住着大约为数两千的中国正教信徒。当时在汉口事奉的司祭尼基塔·杜是一个极具热忱的传教士。在北京還组建了一个翻译协会，由六名传教士和两名在俗的书记员组成。这个协会专事将神学著作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
但是华籍神职人员对于建设一个中华正教会的积极态度，有时也混杂着一些来自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因素。尤其是当西默盎·杜主教被调任到上海之后，曾经在华籍神职人员中散播对督主教的不信任。比如杜主教的一个亲戚，天津圣英诺肯提传教所的主持司祭约安·杜怀疑传教团的首脑贪污了牧首拨发给该教堂的专款，杜主教对此深信不疑。
由于人际关系的原因，在西默盎主教和上海的俄籍神职人员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西默盎主教不断地向牧首，布拉格都主教多罗斐伊（他参加了西默盎主教的祝圣典礼）以及其他的教会高级神职人员抱怨他的“困难”。他的态度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上海教区的传教工作。无论如何，大多数华籍神职人员都热心于创建一个华人教会，并积极地耕耘于传教区的土地。
维克多总主教，在督主教区内开展了行政改革。在督主教本人属下设立了一个行政部门，包括三名华籍教士和三名俄籍教士。
他也试图将华籍神职人员囊括于督主教区的行政机构内：两名华籍人员和一名俄籍人员组成了审议委员会。华籍司祭革尔莫根·唐担任了传教团高等小学的校长，弥哈伊尔·罗明志神父出任主教座堂的首席大司祭，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被任命为告解神师，列奥尼德·刘成为了传教团的后勤主管，辅祭尼克莱·常则负责蜡烛工厂。传教团的首脑试图获得新生政权的信任和好感，以便得以获准对于教区机构和个堂区的登记。为此，他不得不将传教团在Badahangou (约五平方公里), 张家口，东定案，北戴河，崂山以及江西省的地产交给中国政府无偿使用。
维克多总主教认为，为了更好地开展传教工作起见，应当任命第二个中国籍主教，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他给牧首的报告中建议将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传教团的告解神师祝圣为主教。
在上海主教座堂组织了一个正教教友联谊会，在这联谊会中开设了一个教理学校，在教区委员会的经管下，还开办了华语和俄语学习班，有大约一百名中国学生在圣安德烈教堂学习俄语。在满洲里建造一座华人教堂的计划也被通过了。同时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传教士理事委员会。当时还计划开展同中国天主教（也就是已经宣布同教皇脱离了关系，并独立自主的中国天主教），以及自主的中国新教的对话，以谋求在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领导下的合一。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初曾试图反对俄罗斯传教团的活动。比如，在那一年的夏季，政府诡称传教团所拥有的圣像是中国国民的重要文化财产，必须交归博物馆保存，以此理由将之没收充公。靠托上帝的助佑，这些圣像最终得以归还。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中国宗教公报杂志被禁止刊行。在允许宗教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了“三自”的原则——自主，自传，自养。政府当局对于所有的境外宗教组织都持消极态度。传教团首脑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有化”的过程。
由于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旅行具有种种不便，当时实际上在督主教区的各教区和堂区之间没有什么活跃的联系。已经持续刊行了四十八年的传教团杂志被禁止出版了，因着同样的理由，教会印刷所和书局也停止了运作。北京市政当局责令传教团人员参加社区公益劳动。
除了这一切以外，督主教区的内务也因为上海主教，西默盎·杜座下的行动而变得更趋复杂。西默盎主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在教士和信徒的心中散布了混乱的因素，并试图取得既非来自教会上层的准许，也非来自他作为本教区首脑之职守的特殊权责。”
他认为在给予中华正教会正式的自治权之前，应该先成立一个自治的教区，由一名华籍主教主管，而这名主教的头衔应该是“北京及全中国的主教”
他还申请在北京，哈尔滨，天津，以及新疆教区内设立属于中华正教会的堂区。在没有得到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西默盎主教向他教区范围内的中国籍正教信徒散发了调查问卷，征询他们对于他创建自治中华正教会计划的看法。但是当时并不具备选任西默盎主教为中国正教会首脑的基础条件。
和北京教区一样，当时的上海教区面临着很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一九五二年，教区的经济收入缩减了百分之六十，这主要是由于俄侨大量离开上海造成的。在一九五三年年初，在上海大约还剩下二千五百名欧洲人，到这年的年底，就只剩一千人左右了，其中的正教教友只有三百不到。西默盎主教建议关闭除主教座堂之外的所有教堂。教理学校也同样关闭了。到一九五四年的夏季，上海的俄侨人数减至约两百名，而华人教友则不足七十人。而教区唯一的经济来源是莫斯科牧首区拨发的一小笔津贴。
维克多总主教向牧首陛下请求改组在中国的正教会行政体系：关闭俄罗斯传教团，将督主教区改编成类似在西欧和美国的莫斯科牧首区辖下的教区组织。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神圣主教议会，在牧首的代表下，饬令关闭在中国的俄罗斯传教团，并令中国境内的所有正教教堂归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的东亚督主教区。
在一九五四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期间，维克多总主教访问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改变，都促使莫斯科方面决心彻底取消东亚督主教区。维克多总主教被要求通过中国的苏联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征询对于中国正教会的未来体制的看法。而撤回所有俄籍神职人员的决定则已经预先作出了。哈尔滨主教尼堪德尔座下，以及督主教区的其他俄籍神职人员被告知：凡是愿意返回俄国的人员，可以向在中国的苏联领事馆申请签证。传教团的首脑也被要求在中国正教会的重组工作彻底完毕之后返回苏联。督主教区的所有房地产被转交给中国政府，而北京的主要教产（北馆）则被交割给了苏联大使馆。通过其余七十三所教堂，小教堂，祈祷所和修道院的交割，可以明显感觉到对于教友的高压政策和对圣所的亵渎不敬。
穆卡切沃和乌孜格罗夫的主教，伊拉利翁座下，以及大司祭尼克莱·纳邬莫夫受命解决关于中国教务的所有问题。一个牧首区的代表团在一九五五年的八月抵达北京。首先要处理的是关于督主教区的合法地位问题。因为督主教区的章程从来没有经过牧首区的正式核准。而俄罗斯传教团则继续在中国存在着，因为教会财产是在其名下被登记的，中国政府也还继续将事务信笺发送到其名下。督主教区的各个教区实际上都各自为政地独立运作，很多时候就连最重要的教会事务也不向督主教区中心汇报。主教们向督主教递交的反對意见阻止了中国教会组织的自治化进程。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维克多总主教向尼堪德尔主教和西默盎主教发送了一封正式信函：“1。东亚督主教区的所有房地产，包括土地，建筑，机构，应当由教会代表转交给中国政府。”“5。尽管有上述的种种措施，但是在各个正教教堂和小教堂中的教会活动还是要继续进行，因此，你们有责任确保在你们的教区内教会仪式和祈祷事奉不被中断。”
莫斯科牧首区确信，自愿地上缴房地产，并不要求任何补偿，将自然地成为解决中国境内外国传教士产业的一个先例。然而，事实证明，以此种慷慨的高姿态来博得中国政府的好感的试图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
十月三十日，在西默盎主教的祝福下，一份定期的教会刊物在上海发行，主教在刊物中公布了莫斯科方面关于改组教会行政的所有指示。随后，西默盎主教也在刊物中发表了他有关中国教会事务改革的与上层教会当局相左的个人意见。
随后，西默盎主教因䘺不同意公开收回他的言论，便要求引退。然而维克多总主教则认为同意西默盎主教退休是不合适的，因此这项请求从来没有被核准过。所有的这一切使得任命西默盎座下为中国教会首脑的设想失去了可能性。而同时在北京，
牧首区代表及督主教要求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接受主教神品。 修士大司祭瓦西里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同意接受主教圣职。他即被要求担任中国教会首脑的职务。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督主教被邀请至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宗教局会谈，他被告知：外国组织不能继续掌管中国教会事务，这项职权将由宗教局掌任，所有教士的任命和调动都要经宗教局核准。作为一个外国宗教组织，督主教区必须终止其教育机构以及附属企事业单位的运作。遵照牧首区的命令，尼堪德尔座下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哈尔滨。许多铁路沿线的教堂被关闭了，而受托付保管堂产的堂区教友也都离开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何沉香，中国国务院宗教局局长，批准任命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为北京主教。他也被内定为中国正教会的临时监管。维克多总主教被要求将北京教区的所有教务和教产交接给瓦西里主教。宗教局认为最好使中华正教会的中心仍然保留在北京。他们也许诺建造一所新教堂，和教士宿舍，以及为前北馆的华籍正教居民重新安排住所。三月三十日，价值数百万卢布的俄国正教会房地产被无偿地转手给了中国政府。而动产则被交割给中华正教会中指定的华籍司祭。督主教区的附属企事业被苏联大使馆接收，大使馆的范围囊括了北馆的全部区域，包括数座古老的教堂。最后一名俄籍高级神职人员维克多总主教，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于五月二十六日穿越了中国国境，返回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