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热情减弱时，你的举手投足都会变得很困难，教会似乎也变得一点也不可爱了……你看到了吗？若是你最初的热情减弱了，这有多么不幸！因此，你要在你心里保持这种热情，不要让它减弱。 ——闭关者圣德奥梵（†1894） ……你看，音乐是如何使人从这世上被释放出来的？……如果音乐能使人从这世上释放出来，那么，祈祷就更能够这样了。 ——奥普提那修道院的圣瓦尔萨努斐长老（†1913）
一位在这一时期认识尤金的人这样写道：“他很早就有一份对上帝之母的虔敬之情，甚至在他开始用耶稣祷文祈祷之前，他就以‘至圣诞神女，拯救我们’这一圣母祷文祈祷了。”
现在，虽然没有私人辅导，尤金仍毅然决定开始学习俄语。由于他所受过的语言训练，加上他所特有的语言天赋，对他而言，这是件较为容易的事。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对他来说，在俄国主教座堂里参加礼仪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有一段时期内，他担心他去教堂参加礼仪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每当主日清晨，他会在房间里播放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之后，当这乐曲仍回荡于他的耳际时，他径直前去参加正教的事奉圣礼。这就是他保持最初的那份热火不致熄灭的方法，正是这份热火首先将他带至基督面前。
尤金明白，他在正教传统中所看到的一切（崇拜及灵修教导）都直接带领人接近上帝。就如少数明了这些的人那样，他看到了教会的本来面目：天堂在此尘世的临现。但是他担心，随着对这一切的习以为常，他会失去它。他对盖农的著作及对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研究使他能直抵正教基督信仰的克修与神秘的一面，这使他能发现正教的本质，能超越诸如各种琐碎的事物以及政治等平凡而又人性的层面。他不想使自己受到在教会圈子内的世俗影响，也不想强迫自己将教会看作另一世俗的机构。
虽然在尤金那方面，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试图凌驾于教会的堕落人性的层面的时候，尤金与其它人疏离了。正如先前所说过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早就与那些上教堂参加礼仪的俄国人很疏远，这使情况变得更为恶化了。他还需要接受灵性治疗，而这一治疗惟有通过教会内的其他人士的帮助才能达致。
尤金在皈依之后仍继续听古典音乐，把它作为提练与提升灵魂的一种方法。他以孔子的观点解释道：“你可从音乐里听出人在想些什么。你可从人所听的音乐中得知到底他是一个小人还是一个有德之士。”虽然尤金认为没有比巴赫更伟大的作曲家了，但他最喜欢的却是亨德尔。亨德尔的音乐中有一种有节奏且又飘逸的风格，能把人带入一种内在宁静和谐的状态。这正是尤金的灵魂所特别祈望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之士”的音乐。
按照尤金那一时期的一个朋友的说法，“尤金喜欢的歌剧都是较早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与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的歌剧十分难懂，很少有人演唱。他也很喜欢珀塞尔的《狄多与埃涅阿斯》（Purcell: Dido and Aeneas）和格鲁克的《奥尔菲斯传奇》（Gluck's Orpheus）。他还有一张拉莫的《英勇的印地安人》（Rameau's Les Indes Galantes）的唱片。他爱听莫扎特的所有歌剧，尤其是《唐璜》（Don Giovanni）和《魔笛》（The Magic Flute）。尽管后来他发现后者含有共济会色彩，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听《魔笛》了。贝多芬的《费德里奥》（Fidelio）也是他所喜爱的，当然，还有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多诺夫》（Mussorgsky's Boris Godunov）。现代作品中，他主要喜爱听普契尼（Puccini）的作品，特别是《图兰朵》（Turandot）和《托斯卡》（Tosca）。他喜欢所有的巴洛克室内音乐、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室内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四重奏。”尤金本人具有音乐天赋。在大学期间，他不但进一步练习钢琴，同时还学会了弹吉它。他研究音乐史，并专研音乐理论，这是他那喜爱分析的头脑所喜做的。
尤金对诗歌的喜爱与他喜爱音乐极为相似。他最喜爱的是古典时代的宫廷吟游诗人的英文诗，他特别着迷于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诗。以完美的尺度来看，波普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崇高的哲学思想，他在文学界中的地位，就如同同一时代生于德国的英国作曲家亨德尔在音乐界中的地位一样。。
二十世纪的作家中，唯一使尤金感兴趣的是德国作家托玛斯·曼（Thomas Mann）。虽然托玛斯·曼没有给他提供解决现代诸多问题的真正答案，按尤金的说法，他却“非常了解现代的思潮”。另尤金感趣的是，作为电影形成的见证人，他是如何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把它看作一种“变态”；虽然他是个人文主义者，他又如何对灵性主义加以研究，并坚信在各种现象背后还有着某有力量在发生作用。在托玛斯・曼所写的书中，尤金最喜欢读托玛斯·曼所写的《魔山》一书，在这本书中，尤金看到了一个揭露西欧文明的弊病的寓言。除此之外，尤金也很喜欢《浮士德博士》一书，书中记述了一个现代作曲家如何为了谱写佳作而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
尤金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正教的著作读了个遍，虽然在那时候，翻译成英语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还不太多。在他熟练掌握俄语之前，他只读了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阿列克谢·霍米亚柯夫（Alexey Khomiakov）、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Constantine Leontiev）等几位较为正教的俄国哲学家的少量著作。暂时，他主要阅读的是两位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俄国哲学家的著作：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iev）与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holas Berdyaev）。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都背离了正教思想，但是尤金却将前者列于在晚年较为“冷静而严肃”的思想家之列。
索洛维约夫在晚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敌基督》（A Short Story of Antichrist），给尤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洛维约夫将敌基督描写为一位通情达理而又仁慈的领袖，他是一位各种问题的超级解决者，他将所有的教会都统一于他自己的权下，应许给予它们所渴望的各种外在的事物。索洛维约夫对敌基督所带来的各教会之间错误的合一与未后时期地窟中的基督徒之间真正的灵性合一作了对比。
尤金非常佩服别尔嘉耶夫能沉浸于历史与社会的洪流之中，但是，却完全不同意别尔嘉耶夫有关在这世上的“圣灵新时代”的看法，按照这种思想，教会甚至将使共产主义得到圣化。尤金所敬仰的一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世界也有类似的期望，但是尤金发现他的错误比别尔嘉耶夫“更容易理解”。尤金解释道，这是因为“惟有基督拥有圆满的启示。犹太人仍只是回顾昔日的律例，他们只是回到世界（看起来似乎）仍是完整的时候。但是，自从基督降临此世后，那日益临近的此世的终结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基督开创的‘新纪元’惟有在时间之外才能实现。”
通过阅读一些传统的罗马天主教思想家的著作之后，尤金说，他发现它们“很有助益，它们毕竟与正教的观点相差并不太远。”他们包括约瑟夫·皮佩尔（Joseph Pieper）、艾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亨利·德·吕巴克（P. Henri de Lubac），当然还有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他认为皮佩尔的《时间的终结》（The End of Time）“与正教传统本质上毫无不同之处。”而皮佩尔的这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完全者是纯粹西方的资料。但是，他却不完全赞同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作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著作中的观点。在读了马里旦的《科学与智慧》（Science and wisdom）之后，他同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科学在知识的系统中必有一适合于它的地位这一观点，但是，对于作者赞扬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希望“调和科学与智慧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灵性和谐”系统内，尤金却感到十分困惑。
托玛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七重山》（Seven Storey Mountain）一书令尤金深受感动，该书向他表明，一个像他一样的现代青年确实能够追随弃绝此世的召叫而为彼世而生活。我们将会看到，这本默顿最先出版的书给他留下了积极的印象，但默顿后来的一切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