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尔附近的罗伯斯海角保护区，尤金曾在此沿着海岸漫步。
摄于1954年。

再见

我不能举目注视你的双眼；
我无法抬起我低垂的头；
能说的话也说不出口。
秋风吹起落叶，
我们必须分手，
在心中，我们满怀深意：
不说话，是因我们都相信祂，
祂出于爱带来了，
在静默中，由虚无之中，
祂所孕育的宇宙。

——修士司祭单萌心

　　由于尤金的父母对俄罗斯正教会一无所知，因此，尤金告诉他们他对俄罗斯正教会感兴趣时，向他们讲述正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父亲弗兰克把正教看作罗马天主教，他自己从小就是受天主教的教育长大。可以想像，他非常赞成尤金加入正教。

　　另一方面，尤金的母亲由于受到冷战以来所产生之恐慌的影响，将俄罗斯正教视为共产主义。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此表示反对。由于弗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坚信社会主义的人，因此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异。于是，弗兰克设法保护他的儿子，反对他妻子的批评。1959年2月，他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你妈对俄国以及俄国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种很复杂的恐惧感。她分不清俄国现在与过去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俄国人的愿望两者之间有何不同。由于你表示对天主教感兴趣，尤其对俄国正教感兴趣，因此，她就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由于我从小生长于社会主义的氛围之下，深受卡尔·马克思这位当今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对我来说，他似乎确是如此）的影响。我知道在马克思的信条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宗教根本就没有其存在的合理基础及理由。我知道在俄国，天主教会与共产主义运动是死敌。为此缘故，我从未将你对教会的好感看成你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我知道你妈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两者都与俄国有关。

　　……因此，不论你从你妈那里得到任何诸如此类的消极态度，你都要记住我将坚定地与你在一起。不要对这些事感到沮丧。这只是大趋势下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永远爱你的老爸

　　事实证明，弗兰克这些感人肺腑的话是正确的。埃丝特渐渐地改变了她对俄罗斯正教会的疑虑，尽管还有其它此类的小插曲发生，但是“大趋势”一直没有改变，直到最后。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的信一定在尤金的灵魂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按照弗兰克的家人的说法，弗兰克几乎从不给人写信。很明显，他感到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必须给他的儿子写信。虽然他并不清楚罗马天主教与俄罗斯正教之间有何分别，但这并无关紧要。他以他自己的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这些话告诉了尤金，对尤金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父亲支持他去正教教堂。这次，弗兰克一反常态，他情愿明确表达出自己在这件事上不同意妻子的意见，最为重要的是，他所表达的是对他儿子无条件的爱。也许父亲所表达的这份无条件的爱帮助尤金敞开心扉接受上帝的那份无条件的爱。就在他收到父亲的来信后不久，尤金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祈祷，祈求基督的怜悯。^[1]

　　1959年圣诞节放假期间，尤金去了他父母在海滨小镇卡梅尔的新家，两年前他们退休后就搬到了这里定居。在此期间，他邀请艾丽森来住了三天。

　　尤金到了旧金山之后的最初几年仍与艾丽森保持通信来往，但是他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所写的这些信令艾丽森非常失望，以致她将这些信件都烧掉了。事实上，现在艾丽森已放弃了他，视他为一个已经丧亡了的人，当她得知尤金已不再“向锥踢去”（使徒行实26:14），并转向基督时，欣喜若狂。尤金告诉她，自从他成为基督徒以来，每天都为她祈祷；但是，近来她要尤金更多地向她倾诉衷肠。她在8月17日的信中写道：“你曾写信来问我，你是否看起来待人很冷漠，你确实如此……为何你从不说你自己呢？……你曾说过你感到对人们很冷漠，也许现在你把我也包括在内了吧？……我也每天为你祈祷。非常感谢你的祈祷。不要说你的祈祷是没有能力的。我感到你在受苦，但你却不告诉我。”

　　12月27日，艾丽森来到卡梅尔。尽管她的这次访问令人难忘，只是她与埃丝特的关系有些紧张。由于某个原因，埃丝特不喜欢艾丽森，当艾丽森要尤金对此做出解释时，尤金只是回答：“她嫉妒你。”就艾丽森那方面，她看到埃丝特对尤金施压，要他成为她所想要他成为的世上的“成功”男人。“你为什么不能像你的哥哥富兰克林那样呢？他已有了自己的加油站。”艾丽森听到埃丝特这样问她的儿子。对此，尤金只是简单地答道：“他的问题比我更多。”

　　卡梅尔的海岸上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岩石，岸边绿树成荫，清新的海风徐徐袭来，对尤金这个喜爱在大自然中长时间一边沉思冥想、一边散步的人而言，这实在是个理想的去处。他和艾丽森在海滩上长时间地漫步。“他喜爱卡梅尔的海滩，”艾丽森回忆道，“却憎恶卡梅尔的生活方式。”对于像亨利·米勒、杰克·凯鲁阿克、加里·斯奈德这样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披头族”而言，卡梅尔是先锋派运动的中心，但是近来它却为退休的“爆发户”所占据，他们在卡梅尔建起了一排排的新潮商场及餐馆。

　　尤金与艾丽森在某个寒冷的冬夜经过长时间漫步之后，回到了罗斯家的客厅。尤金将《我心已足》的唱片放进留声机，坐下沉思了起来。他母亲偷偷地窥视着他们，想知道这一浪漫事件会有怎样的进展。但是，她只看到两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盯着地板，聆听着一首有关死亡这一主题的音乐。当合唱结束后，艾丽森关上留声机，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她的房间去了。她知道尤金不喜欢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说话。艾丽森留下他独自一人呆在客厅里，远处传来海浪冲击卡梅尔海岸的声音，此时，巴赫对另一世界所谱写的动人旋律仍在尤金的耳边回荡。

　　尤金很少与艾丽森谈论过去。她注意到尤金一次也没有提及他们在波莫纳大学时的朋友。现在，尤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过去的生活被层层剥离。对他而言，某些事变得十分清晰。他告诉艾丽森，他过去之所以酗酒是因为他找不到上帝。现在，他已获得了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他不再需要借酒消愁了。

　　尤金向艾丽森谈论正教会，告诉她是正教会使他发生这些变化的。他这样说：“正教比巴赫更棒！”他想在主日带艾丽森去参加正教的事奉圣礼。她答应了，但却说为了能领受圣餐，她也要去参加圣公会的圣餐礼。那个主日的大部份时间都是在教堂里度过的。他们先参加圣公会的礼拜，礼拜后尤金很客气地对艾丽森：“还算不坏！”之后，他们参加了正教会的圣塞拉芬堂的事奉，这是一座俄罗斯传统的教堂，位于卡梅尔的海滨镇，离尤金父母家约有五英里的路程。正教的优美礼仪给艾丽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问题是：由于传统的正教教堂里是没有坐位的，艾丽森的两脚因长时间站在尤金身边而感到疲惫不堪。她连头也没有回，朝放在墙边的那些长椅看了看。但不知怎的，尤金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遂郑重其事地轻声对她说：“那些椅子是专为老人与病人准备的。”就这样，艾丽森一直站着。后来，她回忆道，作为补偿，尤金请她去吃午餐。在她的记忆中，尤金通常对她的感受都是“非常体贴入微”的。

　　在正教教堂里，艾丽森注意到人们画十字的方向与罗马天主教及圣公会画十字的方向相反，总是先右后左。“为什么你们画十字时要倒过来呢？”她问尤金。他笑着答道：“你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艾丽森发现尤金非常热爱正教会，同时也发现他对是否要加入正教则表现得犹豫不决。“他要决定做某件事时总要花费许多时间。”艾丽森这样回忆道。尤金知道加入教会要——或者说是应该——改变他生命中的一切，而他不想就这样随便地加入教会。

　　尤金仅仅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前往俄国教堂参加礼仪，这并非一件难事。在一个信徒全部都是俄国移民的教堂里，尤金是个外国人，信徒中许多人几乎听不懂英语。在那时候，正教还未像今天那样地在美国与西欧开展大规模的皈化运动。那时，很少有西方人士皈依正教，皈依正教的西方人士要末是知识份子，要末就是为了与一个正教徒结婚而皈依正教。尤金在许多不同的教堂参加礼仪，在那些教堂里的许多俄国移民的思想里，一个美国人自己前来皈依正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另一方面，艾丽森却毫不犹豫地指责尤金不愿委身于正教会。“你不能只去教堂，却从不做任何事。”她对他说，“你必须受洗或受圣膏^[2]，成为一个正教徒，因为你需要圣事的滋养。”

　　半年后，1960年的夏天，尤金在长堤市（Long Beach）再次见到了艾丽森，她在那里从一个残废的匈牙利移民和他的女儿处租了一所廉价房屋。她已经注意到在尤金身上所有的变化。他更多地投入正教会中，自己自认是个正教徒，他知道他完全加入教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对自己的前途仍不肯定。

　　正如尤金后来写信给艾丽森时所说的，他此时已经断绝了各种罪恶以及在他那幽暗岁月中的不道德行为。现在他正在考虑娶妻生子的可能性。在他们在长堤市见面的时候，他提出了要与艾丽森结婚这一话题，谈到他们在正教会里结婚的可能性。“他说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司祭。”艾丽森这样回忆道。“他说他想要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但是，他却说他不会附和他们去喜爱俗世的事物，诸如：金钱、工作、小汽车、等等。他认为他不会满足于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以维持生计。他憎恶学术界，感到他们只是一群生活于自己狭小领域内的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现实。他认识自己的缺点；也知道他不适宜于世界。但是，他却不知道他应作什么。”

　　艾丽森告诉尤金，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会找一份工作来维持家用。“他说他决不会同意她这样做的，”艾丽森回忆道，“因为这对他而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尤金就像在波莫纳大学学习时那样，对艾丽森敞开心扉，向她倾诉自己最私密的恐惧及所关心的事。多年后，艾丽森在回顾尤金为期一周的这次到访时，这样说：“虽然他详细地谈论结婚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事宜，他却深知自己不会结婚的。但他很在乎我，这是他想要让我知道的。”艾丽森相信尤金觉得那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尤金非常伤感，特别是在分手的时候。的确，虽然他仍与她保持通信往来，但之后，在此尘世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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