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依照东正教的传统来定义基督教，我们就会说基督教是对神在历史中存在的体察以及人作为神的造物而靠恩典成为神的潜能。 假如神在基督里、在历史性的现实里永久存在，基督教就为人类提供了神性化（或圣化）的可能性，正如医学借助特定的疗程和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为人类提供了保持和恢复健康的可能性一样。 作者所处的地位使之能够理解医学和教会牧养科学之间的重合性，因为作为患有糖尿病的基督徒，他意识到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忠实地恪守既定的法则，以便能实现这两个目的。 在基督里唯一且绝对的生活目标就是神性化，换言之，就是我们与神的结合，这样人就可以通过分有神自有的能量、“靠著神的恩典”而成为自在永在（＝无始无终）的神。基督教里的“拯救”即是此意。它不是人的道德进化，而是人与社会的再造，是在基督里的重建，它通过与基督建立起一种当下且实存的关系得以实现，因为基督就是神在历史中的肉身显现。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阐示的意思：“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与基督结合的人就是新造的人。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上帝-逻各斯的道成肉身——永恒而超越时空的上帝折回闯入历史时间——之所以体现了新世界或“新纪元”的开始，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一新世界在世世代代真正的基督徒即圣徒身上延续著。教会既是“基督的肢体”，又在“基督里”，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体现此一重生过程而提供拯救。教会的此一救赎使命是借助一种特殊的疗法实现的，因此在历史中，教会实质上就是扮演普世诊所的角色。“精神诊所”（或曰精神医院）即是蒙福的克立索斯托(+407).对于教会特徵的概括。 进而，我们应该研究关于下列问题的种种答案： 基督正教所要医治的疾病是什么呢？ 它所采用的疗法又是什么呢？ 将真正基督教与所有异端邪说及其他宗教形式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1. 人性的病症就是人类的堕落状态，连同所有的造物也都遭受同样的磨难（“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罗8：22） 由于人类总体的一致性，此一诊断适用于每一个体（不管他们是否是基督徒，也不管他们是否相信）（徒／宗17：26） 基督正教并不想自我设限，成为只关心自己信徒的宗教，而是如上帝那样“想让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提前／弟前2：4），因为上帝是“是万人的救主”（提前／弟前 4：10） 因此，基督教所属意的疾病就是与所有人有关的。罗第5章12节说： “死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即他们都脱离了原来成圣的道路）。正是因为堕落（即疾病）是泛人类的问题，所以拯救这种直接依赖于每个人内在活动的治疗也是针对所有人的。 教父们把个人的自然（真实）状态规定为内在于人的三项记忆系统；其中两项司空见惯，并受医学的监控，而第三项则通过牧养疗法予以处理。第一个系统是细胞存储器（DNA），它决定了人类有机体内部的所有事物。 第二个系统是大脑细胞存储器即脑部官能，它规定了我们与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关联。医学对这两个系统都很熟悉，它的工作就是维护这两个系统的协调运作。 圣徒的体验则为另一个记忆系统即心灵记忆或“纯理性”记忆所熟悉：该系统在心的内部运作。 在东正教传统中，心不仅仅具有一种自然的活动，即不仅仅作为使血液循环的起搏器。根据教父的教导，我们自我意识的中心既不是大脑也不是中央神经系统，而是心，因为心除了具有自然功能，还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功能。在某种条件下，它就成为我们与神、或他的自有能量相契合的所在。 当然，这是通过圣徒的体验而感知到的，而非经由逻辑运算或知性思辨获得的。 圣山的圣尼克迪莫斯（1809）在其著作《劝导手册》中概述整个教父传统时，将心称作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中心，但也是超常态的中心，只要心灵受到种种激情的控制，它的超自然能力就陷入停滞。心灵的超自然能力是完美、人的实现或曰人的神性化、以及完全体现与基督契合的终极前提。 在其超自然的能力中，心灵成为心智得以激活的地方。 在东正教的术语字典里，心智（ΝΟΥ∑ —在《新约》中表现为‘人的灵魂’及‘灵魂的眼睛’）是一种灵魂的能量，人可以用它来认识上帝，并进入‘看见’上帝的状态。当然，我们必须阐明，‘认识’上帝并不意味著认识他不可思议和无法接近的神圣本质。 对上帝“本质”和“能量”的区分是东正教与所有其他基督教派的根本差异。位于心灵内部的心智能量被称作心灵的“纯理性能力”。 我们再一次强调，按照东正教的教义，心智（ΝΟΥ∑）与逻辑（∧ΟΓΙΚΗ）不是同一东西，因为逻辑在大脑内运作，而心智在心灵内运作。 纯理性能力表现为圣灵在心里“不住地祷告”（参见：帖前／得前 5：17；加／迦4：6；罗8：26；帖前／得前 5：19），并被我们的圣父们命名为“对上帝的记忆”。 当人在心中拥有“对上帝的记忆”时，换言之，当他心里听到“上帝的声音”时（林前／格前14：2；加／迦 4：6等），他就能感知到上帝“安居”于他里面（罗 8：11）。 伟大的圣巴西尔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说，如果不受到俗事的干扰，对上帝的记忆会持续不断，并且心智会开始趋向上帝，即与上帝契合。但这并不意味著被这种神圣能量激励的信徒会沉溺于静默或某种程度的出神状态，不再关心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只意味著他的心智不再受种种世俗关怀的牵绊，对俗事的关切完全交由逻辑来处理。用一个我们力所能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重获纯理性能力的科学家，照样可以运用他的逻辑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他里面的心智会始终地保持著对上帝的记忆。能够完全保有这三个记忆系统的人就是圣徒。 对东正教来说，他就是一个健全的（正常的）人。 东正教的治疗之所以与人的成圣之路相关联，其原因正在于此。 而堕落的本质也正在于人丧失了纯理性能力，或者这种能力达不到应有的标准。准确地说，备受争议的“原罪”其实就是人从其历史性存在的初始时刻未能在心中保持住对上帝的记忆（与上帝的契合）。这即是所有的人类后裔所分有的可怕状态；因为它不是道德或私人方面的罪，而是人性的疾病（亚历山大的圣西利尔说：“我们的天性染上了疾病，这就是罪”。），这种病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人，就像带病的树将病菌传染给其他所有树一样。 如果纯理性能力对上帝的记忆处于麻痹状态、或者将其与大脑的功能混为一谈（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屡见不鲜），就会使人屈从于压力与环境，并且驱使他通过自私自利的行为及一种反社会的姿态来寻求幸福。当人由于堕落而染病时，他就会利用上帝及同伴来实现个人利益和幸福。 出于私人目的而利用神常见于“宗教”（＝企图从上帝处诱骗到力量），因此宗教可以蜕变为人对自己的神化（克利特的圣安德鲁在其著作《Major Canon》中说：“我”成了一个“自成的偶像”） 对同伴的利用以及通常所导致的后果是通过不留馀地地剥削他们来实现的。所以，人需要全身心地融入教会的“精神医院”以寻求治愈的疾病就是如此。 2. 教会作为基督内的团契，它在此世存在的目的就是对人的治疗，即恢复他与上帝全身心的契合；换言之，恢复他的纯理性能力。约翰-罗曼尼德斯神父说：“教父传统既不是一种社会哲学，也不是一个道德系统或一门宗教教义；它是一种治疗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非常类似于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那种使心里的灵魂默默和不住祷告的纯理性能量就是一种自然的‘工具’，它属于每一个人，而且都需要治疗。 无论是哲学，抑或是任何一门已知的实证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使这件‘工具’复原。这也就是何以不能治疗的病人甚至不能意识到这一工具存在的原因。” 治愈人所需要的是一种泛人类的东西，它首先通过再度激活第三种记忆能力而使每一个人恢复到他的自然存在状态。 然而，它也扩展到人的社会存在。对人来说，为了实现与其夥伴的兄弟式团契，他的自利（从长远眼光看就是自爱）就必须转变为无私（参见林前／格前13：5）“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无私的爱的确存在： 它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爱（罗 5：8；约／若4：7），这种爱赐予一切而不谋求任何回报。 这就是基督正教的社会理想不是“占有一切”，而是“缺乏占有”的原因，它甘愿放弃任何形式的索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正义。 教会所提供的疗法就是属灵的生活，即圣灵里的生活。 属灵的生活是作为一种实践（苦行）和在圣礼中分有上帝的恩典得到体验的。苦行就是对我们自以为是、死气沉沉的罪性的侵犯，因为罪性头也不回地直冲向精神上或永恒的死亡，即与上帝的恩典永远隔绝的状态。苦行以克服我们的激情为志向，以战胜助长人类种种恶习的内部力量为目的，以分有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为盼望。 如果基督徒在其属灵治疗的神父指导下修道禁欲，他就蒙受了恩典，接受这恩典的形式即是参与教会团体的圣典生活。没有不从事实践的基督徒，正如没有不遵循医生开的治疗意见而能痊愈的病人一样。 3. 以上论述使我们得出如下这些确定不疑的结论，它们验证了基督正教的特性： (甲)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发挥了医疗中心的作用。 否则，它就不是教会，而是某种“宗教”。神职人员起初是由治愈的病人所拣选出的，以使他们担负起医师的职责。教会的救治功能今天主要在经受住世俗主义冲击的修道院里得以维系，它们延续著使徒时代的教会。 (乙) 教会治疗的科学家们是已被治愈的病人。 没有经历过治疗的人是不能成为临床医师的。 这是牧养救治科学和医学的主要区别。教会治疗的科学家（神父和嬷嬷）可以引介其他的医师，就像医学教授引介继承人一样。 (丙)如果教会将自身局限于简单的赦罪、以便为罪人在天堂预留一席之地，就会导致疏离；这就跟医学宽恕病人，使他在死后得到治疗一样荒唐。教会不能送谁上天堂或下地狱。而且，天堂和地狱也不是什么地方，而是存在的方式。通过医治人类，教会就使人永远地将处于自有之光里的基督看成是天堂的景象，而不是地狱的景象，或当成“烈火”（来／希12：29）。 这当然关涉每一个单个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永远将基督视作是全世界的“审判者”。 (丁) 科学的有效性是由其对目的的实现来证明的（比如，医学的有效性就是由对病人的治愈来证明）。 这是真正科学的医学区别于骗术的方式。而开启神性化之路所取得的灵性复原的成果同样是判断教会牧养治疗过程的标准。 治疗并不等人死后才进行，而是发生在他在世之时、发生在他所在的这个世界里（hincet nunc)。这从那些克服了生理衰变趋势的圣徒遗体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斯彼里顿、 革拉西默、迪奥尼以及德奥多拉·奥古斯塔 这些埃普坦西圣徒们的遗体就是如此。 在我们的传统中，不朽的遗体是神性化无可争辩的证据，换言之，是教会苦行疗法的实践。 我想请我国的医学家们对圣体不朽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即使科学尚未介入此一问题，但神圣恩典的大能已经在其中显明了。因为人们发现，细胞组织在面临分解的那一刻会自动停止，并且尸体会发散出一种独特的香味，而不是发出腐臭。我将此一意见限制在医疗症状之内，而不会冒然涉足神迹的领域，将其作为神性化的证据，因为那一领域属于另一个讨论范围。 (戊)最后，教会的圣典（圣经、公会议的和教父文献）并不包含任何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解释系统；他们负载的是一种治疗特性和功能，就像医学中的学位论文一样。这也同样适用于祝福文之类的礼拜性文本。 如果在教会的治疗进程中没有信徒的努力，对祝福文（祈祷文）的简单解读就会像病人寻求医生以解除其病痛，却得不到医生的直接治疗，而是被固定于手术台上，听人朗读与他的特殊疾病有关的章节一样。 总之，东正教就是如此。 人们是否接受它并不重要。 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作为科学家的同行，尽可能科学地回答他们如下问题：“什么是东正教”。 任何其他的基督教派别都包含了对东正教问题的伪造和曲解，即使它们渴望按照其本质来揭示它亦是如此。